微乎微乎至於無形

幫忙籌備了一年多的「Team 10與當代中國」的活動馬上要在廣州登場,這兩天必須趕緊整理一下講稿;在文獻中我注意到一張早期的文宣資料,上面有幾條刻意彎成弧狀的字句,其中一條是寫著:「何時建築將帶來完全不同的品質與解決方式?」不一會兒,窗外開始飄起雪花,一時思緒湧上,想到自己在90年代末期開始到處搞「都市閃光」(Urban Flashes),此刻終於發覺並不是偶然,可能下意識裡和Team10這一小撮自外於主流的建築師有共通的想法,對於當代建築與都市發展的方向不滿意,總得另尋出路。
在組織上Team 10十分鬆散,所以一直沒有完整的紀錄,讓人覺得不是個正規的團隊;「都市閃光」也多半是我認識的一些朋友,大家的看法比較接近,就湊在一起做點事。實際上,保持這種不限定責任義務的成員關係,並不是為了追求自我放逐,有另一層重大的涵義,在於認同人類社會自然生動的互動狀態,反對強制性的層級組織,這也是Team 10壓根兒對可怖有意見的內在因素;Team 10 的立場是建築與都市必須配合社會生活的內涵,任何脫離的外加系統都是對老百姓的玩弄。
表面上看,Team 10成員作品的特色在於分化開展的量體,並重視居民參與與個人化的空間處理,荷蘭的學術界還給他們掛上結構主義的牌子,容易讓人誤以為又來了一個造型的派別。仔細分析起來,Team 10有幾個信奉的原則,其一是建築設計是在於提供一個空間的關係,這個空間關係也就是在地的社會關係。其二,在基本的空間架構中,嘗試提供多樣、可變與生長的可能性。其三,充分尊重個人的行為與生活方式。
要做到這些有點像是空談,因此也予人理想主義的印象。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現在我們倒是可以看得很清楚,未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走向已逐漸往這條路上走,各類型的做法也在陸續發展當中。嚴格來說,「都市閃光」的結夥砥礪,以及對於人性環境的信念和Team 10十分接近,在工作方法上,受到不同時代的典範與經驗的影響,Team 10是從宏觀著眼,「都市閃光」是自反向從微觀切入。
在觀念上,我們已經放棄尋找一個整合性的結構;任何一個固定下來的空間模式,不論看起來多麼自由或多元,最終還是一個死的造型。只有徹底擺脫這種無謂的追求,反過頭來,重視構造物之外無物空間之間的聯繫,即使是造就一道閃光,建築與都市發展才可能有機會更生。這也許是一種道家式的生活哲學,再次從東方點出人類文明的長久之道。
這幾天在台灣吵吵鬧鬧的有關進口美國牛肉一事,突顯出台灣長期以來必須依賴美國生存的事實。當台灣生活水準提高,國家競爭力也在世界主要已發展國家之列,人民的自主意識也隨之強化起來,但是整體上對於如何調整台灣的世界角色與立場,仍然處於懵懂不明的狀態。
記得遇到過一位來自夾在波蘭與立陶宛之間名為加里寧格勒一小片俄國領土的人,閒聊間此人語出不俗,他比喻台灣是美國這列火車中的一節車廂,可說很微妙的說明了台灣的處境。不論藍綠,台灣社會流傳的政治意識往往是跟隨在美國之後,藍的依舊卡在冷戰前的國際觀,綠的不得不考量美國的現實利益,以取得支持,兩黨的基本方針都擺脫不了必須執行美國的指令。
當中國的力量逐漸恢復以來,一時之間確實讓台灣的政府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這兩天報上出現一篇評論錢學森的文章,文題十分聳動,稱之為「台灣的教訓」,其中提到美國放回了錢學森,讓大陸發展了先進的武器,以致「彈道飛彈技術擴散到巴基斯坦、北韓、伊朗等國家」,最後引申到台灣不應排擠外省人或那些有「家庭、資金,甚至記憶」的人,「到時候台灣還剩下什麼?台灣又犯得起當年美國把錢學森逼走的歷史錯誤嗎?」是為「台灣的教訓」。
的確台灣應該重視人才,不宜因政治立場而相互傾軋;可是全世界只有美國有毀滅性的武器,不是也很奇怪?這位仁兄所擔心的事,其實是美國人的問題,巴基斯坦、北韓或伊朗吃飽沒事會找台灣的麻煩嗎?台灣在大陸飛彈的陰影之下,除了向美國輸誠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出路呢?

北歐地區的人初看起來挺酷,久了就會發現完全不是那回事,冷冷又神秘的樣子往往是因為害羞而板起面孔的結果;整體而言,他們應該算是全世界最內向的一群人,幾乎沒有人善於和其他人交往,不過,這些人卻有全世界最開放的社會組織,似乎也是為了彌補溝通不良的先天缺陷。
挪威最近開放了全國人民的稅收資料,只要上網就可看到別人的工作、收入或繳稅的狀況。這個在大多數國家完全行不通的一件事,在挪威只引起了一些爭議,除了壞人可能藉之犯罪之外,議員擔心的是學校裏有錢家的小孩被奚落等等。
內向的人在兩性關係上也比較拘謹,人口出生率相對比較低,北歐地區的法律不准男人嫖妓,抓到了只罰男的,以阻止國際間的人口販賣。不過,北歐地區卻給人性觀念開放的印象,除了常見以長期同居方式來取代婚姻模式之外,同時,有一些「夥伴」允許有第三者存在的狀態下持續關係。
學校裏還在唸書的未婚媽媽很多。在這個社會背景之下,未婚生小孩不是一件可恥或可悲的事。國家會照顧是不可悲的主因,由於沒有生活壓力,家裡多了一個可愛的小孩,對未婚媽媽的父母而言,並不難接受。而年輕人一時昏了頭,想生個小娃,其實是自然而然的事,在人丁少的地方,恐怕還是值得嘉許的行為。
仔細想想,他們認真地面對暗藏在傳統社會規範下的實際狀況,以及自身的需要,並從各方面輔助導引,顯得冷靜而有智慧。

從東亞高密度的地區來到人煙稀少的北歐地區,不同時空的感受特別深刻,不只是語言或文化上的變化而已,讓我不時思考由於人的數量因素所造成的各方面影響。
人少的社會競爭少,糾紛也少,訂一個規則做事容易些。
人多的社會明爭暗鬥,各種各樣的想法統合不了,而不得不採用高壓式的治理模式。
人多的社會人情多,朋友之間來往的機會多,孤單的狀況比較容易避免。
人少的社會必須自己過,日久也欠缺與人交往的經驗,生活上顯得寂寥的多。
人少的地方市場太小,生意不好做。作家辛辛苦苦寫本書,但是看的人太少,和我們「大江大海」般的反應比起來,真是可憐。
人多的地方做點小買賣,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白手起家的故事並不太希奇。
不過,人多窮人也多,貧富差異大。人少大家一樣窮,或是在北歐國家重視社會福利而均富。

波羅地海三小國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逐步脫離蘇聯體制,開始擁抱自由市場,自2004年加入了歐盟之後,人均所得不斷提高,一遍欣欣向榮之景;此時,國外的銀行以瑞典銀行為首紛紛進駐,並開始大方地借錢給當地人,不少薪水階級興高采烈地要借錢來買房子,而開發商見到商機,也拼命借錢來蓋房子。沒想到外國金融風暴一起,人們不是降薪就是失業,買房的還不出錢來,賣房的賣不出去,造成了連鎖的反應。
一般而言,三小國的經濟危機源自於這些負債超過他們所能應付的程度,同時,這些借來的錢多半是用在房地產開發,而不是投注在基礎建設或工業研發方面,以致要恢復競爭力,仍需回頭重新開始。目前這幾個國家必須絞盡腦汁刪減公共支出,想辦法向國際貨幣基金會再借錢來補貼不足。
三個國家中,以拉脫維亞情況較為惡劣。減少支出的方法包括關閉部分醫院郵局,減少火車班次,公務人員減薪等等,此外,老師的薪資據說要刪減40%,老年的退休金只給20%,因此,家裏的老人生不得病,可以想見一般老百姓的苦況。

在里加,和一個朋友介紹的知名藝術家見了一面。他拿了一本作品集給我,其中全部是擷取電影片段中的局部影像的描繪,以密集規律的短線條表現具體的人物場景,有印象派的意味,但相當寫實,但又不是點描的很細的寫實風格。此人說話清晰沉穩,問了我不少風水的問題。
我對這種不帶太多情感,又不大著墨於現實的畫作,並不特別愛好,但是很好奇這裡的藝術家如何看待這裡的社會政治環境;很明顯地,拉脫維亞位處於波羅地海南岸的中心地區,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影響,比起愛沙尼亞或立陶宛要複雜的多;我感覺這裡的人對於外界事物有自然吸收的意願,而看不大出來拉脫維亞本地文化的特徵。他告訴我身分只是一個人為的概念,似乎對於自己的俄裔血緣刻意忽視,而選擇一種完全沒有過多歷史記憶的創作方向。
之前,我聽到芬蘭的一位教授談古蹟保存的問題,指出芬蘭沿海地帶的瑞典裔居民都傾向於保存那些木頭房子,但是芬蘭本地人並不支持,所以,主要講瑞典語的一些老城能夠保持可愛的原貌,講芬蘭語的人居多的老城大半都變了樣。也就是說,瑞典裔的芬蘭人很在意自己帝國時代的傳統,而芬蘭人卻以現代工業建築作為新身分的表徵。
在波羅地海地區,這個身分訴求還反映在俄羅斯人有計畫地移入的殖民階段,因此,在主要城市的老城區邊上,常常會看到有高大煙囪的廠房,這些是蘇聯時期相當直接的統治手段,象徵一個新的時代。我剛來塔林的時候沒注意到那麼多,對我而言,和亞洲地區密集開發的狀態比擬,並不那麼特別,但是實際上在城市的演化上有極其不同含意。
記得一個長輩曾經詢問我在報上看到有關台北101的訪談,當時記者記述了我說台北101是模擬中國的歷史樣式,未能突顯台灣當代社會的內涵之類的看法;由於我們是外省家庭,我平日十分敬重的這位親戚語帶一些質疑,我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我想身分往往是一個選擇,並不一定固定不變,時至今日,集體性的民族身分越來越模糊,或是分眾化的身分越來越多樣,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現狀。


I first met Allan Murdmaa at his house in his overcrowded room with drawing table, sleeping bed, models and rolls of papers, etc. At one point, I offered him the raw tobacco I have from Yunan region in the South West China, and we smoked our pipes when talking to each other. I vividly recalled he mentioned he likes strong things, referring to the tobacco we use, and he acclaimed that architecture is a very serious thing to do.
Obviously to me, Murdmaa is a heavy duty man with long enduring spirit, who immediately gave me a Schopenhauerian sense of insistence of living, which manifested in his sturdy monuments. However, I was told he is almost forgotten by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professional circle for his generation belonging to the former Soviet time and he was probably the key figure in that social political memory to be at least modified.
The disappearance of Murdmaa somehow signified particularly on his unfinished projects. The two major coincided passageways on the ground of the Maarjamäe monument were deliberately making a cosmological orientation, as I read. One is linking to the city center for the mankind. The other one is stretching towards the sea to the horizon, which on the other end supposedly sits a multilayered shell-like pyramid against the cliff behind with a podium inside to place the divine statue, to hit the sky.
Today, this final drama is not there and further distracted by the triangular land form with praying hands near the crossed junction and to the portal leading wanderers to the left side of the main earth-sky axis. This midway rotation turned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whole site into an unusual experience, as if Murdmaa were concealed, thus, no presence of the architect. Therefore, nothing was structured as intended any more but rather scattered zones of symbolic fragments left to random encounters.
The incompleteness is unexpected, none the less interesting, whereas I find it self-evidential and self-critical to the urge of completion in the notion of architecture. When we compiling a retrospective collection of Murdmaa’s works, it reminds us that an architect could never encompass the space and time with full control and the absence of the architect may induce sympathy towards the other possibilities in the society.


這幾天參加了里加工業大學建築學院的研討會,第一天去會場時,發現不在學校裡頭,按地址在老城區找到一座門面不大的斜屋頂老房子,仔細看了一下木頭窄門旁的銅製招牌,寫著是「拉脫維亞建築師公會」,一時納悶會不會又走錯了地方。四處張望無果,只好走進去問問,有人指點上到二樓,有一個勉強可容納一百人左右的房間,原來的確是在這裡開會。
眾所週知拉脫維亞是繼冰島之後,舉世矚目可能要破產的國家;在首都里加市區不時可見坐在路邊乞討的人,尤其在車站遇到幾位穿著整齊的年輕女性向我伸手要錢。里加市是圍繞在沿河岸而建的古城四周向外發展,古城區的圍牆大部分已經拆除,和新市區連結在一起。
在建築文化方面,一般外界聽聞十分有限。主要在二十世紀初受日爾曼人的影響,在城中心留下了許多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風格的建築物。建築學校只有這一家,在河左岸新區的一個早期的工業大樓裏,我去的時候有一位在英國教書的美籍建築師帶學生來交流。
一方面,也許是因為建築界人數太少,學校與公會之間必須合作,所以,學校的活動可以在公會大堂內舉辦。就另一角度來看,這裏的建築師公會選擇了一座具有古蹟價值的建築作會址,同時接納建築學校在公會裏進行學術討論,令我深有所悟;此地雖然經濟上岌岌可危,但是仍有相當健全的人文基礎 ── 建築遺產、建築師、建築教育渾然一體。

男生比女生有個方便之處,就是可以隨時找個地方小便。年紀大的人膀胱不那麼有力,這種方便我想不少男士體會的到。
記得在美國唸書的時候,我到洛杉磯看朋友,一時尿急,看四處無人,就在附近一個房子的牆邊解決,不過尿了一半,發覺後面有探照燈亮著,原來警察來了,警告我不得在此小便。之後,我收斂很多,心想該多學點文明社會的規矩。
直到前幾年在挪威教書的時候,我們常在野地裏上課,那邊的人不論男女都得就地方便,而感受到在腹部收縮的時候,大自然界的新鮮空氣緩緩滲入體內的狀態,與在廁所內憋著躲臭氣,或是呼吸人工香精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
前一陣子抽空去立陶宛一遊,剛邁步走出巴士站,有位穿著很整齊的年輕人正旁若無人地在過道上尿起來;讓我想起,在塔林主要商店街前,曾看過一位打扮很入時的男士,敞開兩腿,露出私處,大方地尿在前方的斑馬線上;當時我看此人可能喝醉了,但回想起來,除了有幾位小姐面露尷尬,其他路過的人並沒有特別的反應,只有我看的目不轉睛,好一場難忘的路邊秀。
說起來,是不是波羅地海地區文化還很原始呢?奇怪的是,我在拉脫維亞的公廁裏,平生第一次見到有加蓋設計的小便斗,不得不為之記。

前兩天,利比亞的領導人格達費四十年來首度在聯合國大會上演講,我正好在里加(Riga)的旅館裏準備要睡覺,看到電視上CNN的轉播,一時間睡意全消。
格兄連續講了一個半小時以上;如大家所料,對美國的立場一陣亂槍掃射,聽起來像是老傢伙閒著沒事東拉西指的罵人,主播不得不加以評論,譏之為冗長的鬼扯(rambling);不過,CNN知道有收視率,幾乎全程現場直播,讓我看得不亦樂乎。
在零散不連貫的敘述中,記得他提到聯合國已不適合設置在美國,應該考慮移到中國或印度,並用我「兒」的字眼來看待美國總統,對歐巴馬期待甚高。
新聞報導中還看到他在紐約市搭了一個阿拉伯式的帳棚,真可謂:「老爺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名的赤面虎黑風大王的便是!《兒女英雄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