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部落格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儘管歷經各種運動風波，黨官僚畢竟還是一層層地建起來了，過去的革命夥伴各有各在官僚中的位置，按照體系安排彼此對待，也照著體系規則尋求提高地位、增加權力。

他們並沒有挑戰毛澤東的地位與權威，但是他們的政治權力認同，無可避面越來越傾向於抽象的黨，而不是具體且任性的毛。

這正是毛最厭惡、最不能接受的。世界凝固了，一切都有了秩序有了規矩，毛能夠任性活動的空間越來越小。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決定阻止世界在他週遭進一步凝固，直接實際的做法，就是摧毀黨官僚，他要用個人意志個人力量逆轉黨和國家建制化的歷程。

「文化大革命」在毛心中，不是策略，不是手段，是真正徹底的絕對改造，他要從人的內心、從社會文化上，終止追求建制、追求秩序的衝動。「造反有理」因為造反就是打破建制、打破秩序，所有建制、秩序所成就的，通通被視為「舊」，也就通通都可以消滅。

革命經驗與革命口號長期影響下，毛澤東對於「群眾」的基本認知，就是：群眾不滿現狀，熱終於打破現狀，認為打破現狀有助於改善自己的情況。到了六０年代，共產黨建國、執政的結果，其實大幅減少了潛在的「群眾」，畢竟中國連續動亂了半世紀，誰不想藉著新中國的解放，休息休息喘口氣呢？無法發動原本的「群眾」，毛澤東於是轉而發動學生，後來發現連大學生都不具備那麼強烈的造反「群眾性」，索性再將目標放到高中生身上，因而釋放出了那既驚人又恐怖的童稚、野蠻破壞力量。

短短兩年內，「紅衛兵」的力量就摧毀了毛澤東視為眼中釘的黨官僚，然而從開始「軍管」到「文革」落幕，卻還要再等漫長的八年。至於「文革」留下的後遺症，到今天快半個世紀後，還沒有人敢說已經真正清除了。

「文革」完全毀掉了中國共產黨原來的領導階層。造反派打倒當權派，接著就輪到造反派被看作當權派打倒。一波又一波，再厲害再會鬥爭，誰也防止不了「造反」造到自己頭上。唯一的例外，只有毛澤東。幾年下來，中共所有人都失去了權力正當性，毛澤東死後，「四人幫」維持不住局面，華國鋒也保不住權力，鄧小平勉強登基，接下的畢竟是一個人才嚴重不足，而且官僚秩序蕩然無存的國家。

「文革」不只毀掉當時的建制與秩序，連帶毀掉了建制、秩序在中國的基本合法性。一整代人在童稚、野蠻破壞中生存長大，從來沒學會如何打造制度，更從心底瞧不起秩序，這樣的國家，別說如何在國際間競爭，連要在內部跟自己和平相處都極度困難。

一直到今天，中國都還在「後文革」的階段中持續蛻變。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的書，堆積、鋪陳眾多的細節，讓我們具體走過「文革」的歷史巨變，感受「文革」對中國產生的深遠影響。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真正領受到「文革」中彰顯的人類行為荒謬性，切身感知文明的脆弱。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如實地思考集體行為內在高度的可操控性，以及如何防止群眾被煽動、操控，創造出無可挽救的傷害。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找到衡量中國內在精神扭曲的尺度，進而了解現實中國依舊未能徹底拔除的暴力導火線所在。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評價三十年「改革開放」帶來的治療與進步，並依此投射預見中國未來可能的轉化速度與幅度。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看出鄧小平的關鍵歷史地位與發揮的關鍵作用，公平地承認他對拉住沉淪中的中國作出了多大的貢獻。細密地凝視「文革」，同時將「文革」複雜因素放進對中國的圖像裡，我們才有機會擺脫許多來自傳統與古遠歷史的刻板印象，在自己的認知架構中，有效地刻寫現實而不虛幻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