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部落格

那個年代，六０年代後半延續到七０年代初， 西方青年反叛文化發展到最高峰。參與其中的人數最多， 卻也因此有了最複雜的路線與派系分分合合。 反叛青年中一定有比較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和比較激進的共產主義者的 區別，而共產主義陣營裡，又一定會有比激進更激進的「毛派」。

「毛派」的特色，是本質性地反對一切權威， 通常包括自身所屬的黨或組織的權威。除此之外，「毛派」緊抓「 造反有理」的口號，表現出一種強烈青少年式的破壞狂熱， 他們對於要改革新造一個什麼樣的新世界沒有什麼興趣， 將所有精神投注在如何打倒他們討厭的事物上。

那個時代「毛派」是個世界性的重要現象， 也是此起彼落恐怖主義組織，背後共同的信仰。從日本到義大利， 從歐洲到南美，到處有「毛派」，到處有「毛派」 奉毛澤東之名作出的種種破壞行為。

世界性「毛派」尊崇的，不是長征的毛澤東， 不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的毛澤東。更準確些說，是他們想像中發動「文化大革命」 的毛澤東。那個時代，中國仍然對外封閉，沒有人能進到中國看到「 文革」真實的面貌，即使這些「毛派」也都不可能理解「文革」 給中國帶來的破壞到達什麼程度，不過，他們對於「文革」 精神的掌握，尤其是「造反有理」刺激的青少年情緒， 其實掌握得還蠻準確的。

「毛派」心目中的「造反」，和實際的「文革」之間最大差距， 在於「造反」的限度。「毛派」真心相信「造反有理」，換句話說， 任何既成秩序與權威，都在他們「造反」的範圍內；然而在中國，「 文革」再怎麼徹底革命，再怎麼徹底造反，再怎麼炮打司令部， 毛澤東卻一直是絕對不能被挑戰的最後權威，造反反到最後， 還是要「擁謢毛主席」，彼此對立武鬥的團體， 都堅持自己是毛主席的子弟。

依照一個不容許挑戰的權威來進行造反革命，也就是「奉命造反」， 正是「文革」最核心也最內在的矛盾落差。

矛盾的，不只是為什麼激動造反的青少年始終不敢挑戰毛的權威， 也包括了，掌握那麼大權力的人，為什麼還要命令人家去造反呢？ 造反不是奪權者才運用的手段嗎？已經擁有權力、 尤其是最高權力的人，不是應該反過來成為大保守派， 嚴守既成秩序，對鞏固、延續自己的權力最有利嗎？

後面這項常識想法，使得許多想要解釋毛發起「文革」動機的人， 都特別強調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地位， 以及劉少奇對毛澤東構成的威脅，以鬥爭劉少奇作為「文革」 的根本原因。

這樣的解釋，順理成章，卻不完全符合史實。 面對毛排山倒海而來的行動，劉少奇根本招架無力， 也幾乎不曾真正試圖對抗，很快就被壓伏了，顯示即使「文革」 之前，劉少奇都沒有足以跟毛相庭抗禮的實力。 黨機器始終掌握在毛的手中，國家行政機器，從基層一路上來， 都比黨矮一節的，劉少奇哪有多大本錢可以對抗毛澤東？

然而，劉少奇節節敗退，乃至劉少奇徹底倒台， 卻都沒有讓毛澤東停止「文革」的瘋狂舉措，而且「文革」 造反破壞的主要對象，不是國家行政機器，而是共產黨黨官僚。

鬥爭劉少奇不足以解釋毛澤東的行為，顯而易見。「文革」 陸續出土許多文件資料，讓人們逐漸清楚「文革」 帶來的狂亂與悲劇，不過若是要思考毛澤東發動「文革」 的根本理由，那麼最富參考價值的材料， 首推毛身邊醫生李志綏的回憶了。

李志綏近身觀察讓我們看到毛權力慾望真正的極端程度。 一九五０年代，當毛澤東自己下令要全中國「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 ，中國上上下下都在努力學俄語，大學英美語文教學全面停擺時， 毛澤東最熱衷做的事，竟然就是學英文！

沒有任何合理的原因，讓他在那個時間點上學英文，唯一的解釋── 連他自己設下的規定，毛澤東都不願、不能遵守， 他的權力滿足來自於他的「例外性」，他不必遵守任何規定。

所以有時候就連最重要的「五一」、「十一」大典， 毛澤東都會因為起不了床而缺席。坐在火車上，管它是白天黑夜， 毛隨時可能想睡覺，專列火車就必須停下來， 連帶地周圍幾十列幾百列火車班次同時停擺， 沒人知道什麼時候主席會醒來， 也就沒人知道多久以後火車才可以復駛。

毛不只不能忍受聽別人的指使， 他甚至無法忍受有規定跟制度限制他，即使那些規定、 制度是他自己訂的。他這種空前高漲的權力意識，化成打敗日本人、 美國人、蔣介石的強悍革命意志，不過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後， 就形成了嚴重的問題。

國家不能沒有體制，執政的政黨也不能沒有固定系統。 就算毛自己不服從體制，他自己高於系統、超越系統， 他的同志們畢竟要慢慢收拾收束在黨政官僚裡，對官僚規則的看重， 逐漸超越過去革命中人與人的流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