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然齋通訊

這幾天，行政的公務占據了心思與體力。只能抽空看一些短文。於是重讀網野善彥《歴史と出会う》（東京，洋泉社，2000）。讀到其中一篇對談錄〈アジアと日本の〈海の民〉〉。我又想到貢寮的漁村與外婆。我是已故網野教授的讀者，閱讀一些相關的日本史的漁民研究。網野教授的漁民研究不只是單純想理解歷史上的漁民，也是批判「農耕史觀」。這樣的農耕史觀也占據我們對於中國史的認識。中國史學者也多預設中國自古以來（至遲從漢代以來），就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再加上編戶齊民的想像，人民與農民概念可以互換。這種對事實認定的偏差也導致價值判斷的取向。在農耕史觀的引導下，學者雖然不是不知道有非農民的存在，但不是忽略，就是跟著傳統正史的立場加以貶抑，如視為「不務正業」者之「游食」、「浮食」之民。因此這些人不會成為被研究的主體。即使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念茲在茲的是人民，仍將焦點置於農民，而無視於歷史上的非農民、非定居者。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關心叛亂，但多籠統稱之為「農民戰爭」、「農民革命」等。即這類叛亂多從農民階級的受迫害的角度觀察。這也同樣無視於非農民、非定居者在這些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上引的論文是網野善彥與鶴見良行的對談錄。其中的一個觀點值得衍申。我們受「農耕史觀」的影響，會認為漁民是相對於農民的弱勢者，即漁民是因集體的弱勢，才被迫居於漁村而成為漁民。在中國歷史上，一些華南的「蜑民」被視為賤民，於是也被認為是被壓迫者。這無疑是一種偏見，來自於農耕史觀的立場。同樣的偏見如我們會推測游牧民會嚮往農耕一樣。

這種農耕史觀本身是東亞王權的產物。以中國皇帝制度與日本天皇制為代表的東亞王權是農業推動的主力。它們創造了「農民」。在儒教的論述下，這種農民創出是田園牧歌式的和平過程，且配合政府的德政，如井田、均田一類的授田政策。但實情恐不然。農民化是政治征服與支配的歷程，包含無數人頭落地，甚至血流成河。我們可以觀察到在這些鉅大的東亞王權成立之前，不同生業之人，所謂山民、海民、川民等享有共同體內的原始自由。其後許多這類人民被征服，而被納編為農民。但仍有許多山民、海民堅持原來的生活方式，抵抗王權的入侵。日本史研究者有興趣於這一類海民，如分布在日本海、東海與內陸的河川、潟地。歷史上的中國境內也不乏這類人無疑。

我看過外公、外婆在貢寮海邊「牽罟」的樣子。但作為史學家，我對這群貢寮漁民的歷史非常陌生。我也翻過坊間的貢寮縣志。但這一類的地方志都仿傳統作法，也受傳統史觀的制約。按照這類縣志的描繪圖像，這塊土地上的漁民是華夏衣冠華冑東傳的結果。而我過去也依刻板印象，認為這群漁民是從福建（漳州）移民而來，落地生根於此。跟隨吳沙開墾而來更是一般的說法。若從「唐山到台灣」開墾，這群人為什麼不當農民，而要選擇漁民？我們進一步想，若從唐山到台灣的目的是那些沒有土地的農民想到一個新天地以尋覓一塊自己的農地，則這批移民為什麼要選擇當漁民？過去我也理所當然的認為他們是競爭中的失敗者，故才會定居在貧瘠的貢寮海邊，被迫成為漁民。

然而，我現在懷疑這種推論。或許貢寮漁民的祖先系譜就是出自漁民。這有二種可能。一種是台灣原住民中的漁民，世代居於此。一種是福建（漳州）沿海的漁民，在近代遷徙到貢寮沿海。也或許不管是那一種，其祖先系譜也不用歸類為中國人或台灣原住民，他們同屬廣義華南地區的一種海民。

日前讀赤坂憲雄《方法としての東北》（東京，柏書房，2007）。作者的目的是要挑戰民族主義史觀下的「一個日本」的通說。若從基層社會的角度出發，今天的日本應該是好幾個日本所組成。其中之一即「東北」。我們也可以從這套東北學去思考台灣史或中國史。貢寮在台灣的東北。可是今天我們想到台灣的東北時，多會想到宜蘭。宜蘭之所以代表東北，大概是因為這裏有種水稻的蘭陽平原，具有農業的形象。或許在探討台灣史時，若有一個「作為方法的東北」，更適合的是漁村的貢寮。

漁村的貢寮已是夢中的景象。如今的貢寮海岸是青春搖滾的名勝，越野車呼嘯而過的煙塵，伴隨著現代化標幟的核電廠。或許外婆是歷史上最後一代的海民了。消滅這類漁村的力量不是傳統東亞的王權與農業化，而是現代主義與工業化。豈是唏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