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笙的私房书

入夜以後，無可抵禦的黑暗像龐大的宅第關起了大門，將光亮的世界緊緊鎖在被詛咒的密室中。

在時間的隔壁，少年時期的我無視于這一切，只是心無旁鶩地在心靈的澤畔架搭帳篷，與同學們圍坐篝火旁，聆聽彼此反覆陳述那些不可能實現的美麗夢想和過于遙遠的念頭，仿佛不屬于這個星球的完美計劃。不遠處，滿懷溫柔主義的海浪，逕自撫慰躁動狂野卻膚淺不堪的額頭。

有人妥善地撥動木柴，抗拒著被佔領的黑夜，星火隨即伸縮閃滅，並隨著微風飄飛，最終落在被露水漫濕的松枝和靜靜滴水的草尖。微冷的海風點燃了灼熱的園燈，光暈漫不經心地瀉落一地，成群蚊蚋如失散家人的流浪客，在燈旁狂舞取暖。風景陌生得像大型戲劇的佈景。

一些青澀的瞳眸次第亮起微弱的螢光，試圖撐開數寸渾沌的陰影。那時，我們並不急于瞭解這個世界，而是內蘊地以瞭解自身為最大的興趣，並且帶著巨大的探索蓄勢待發，像一部准備開往光年外的太空宇航機，點燃著熊熊烈火，以便強力推進登上繁星密佈的恆河系。

在時間的隔壁，我並沒有驚動他們，那個少年的我和他耽于幻想的朋友們，也沒有適時提醒: 所有大膽熱情的構想極可能像一座空中沙堡，將被一陣湧上沙灘的濁浪摧毀殆盡。

可是那又怎麼樣呢?在自造的神龕中，少年時期的我們盲目地信仰著盲目的神祇，即使它最終無法像海松一樣長成覆蓋大地的巨樹，像頑石被巨浪鑄造成美麗的石雕藝術，但是它無礙我們對世事的專注與對世界的認同，而且容許犯錯。

就像因構思不足、醞釀不夠成熟便草草寫就的一部失敗而濫情的作品，即使被大多數人嗤之以鼻，但仍然比最壞的預期取得一個孤芳自賞的結局，而且沒有損失，除了消耗掉一丁點原本揮霍不完的青春。

那些隱匿在龐大信念之後的執著、真誠與勇氣，像一則蘊含新文明的宗教哲學，仍然深深攪動著我漸漸稀釋缺水的靈魂。

在時間的隔壁，躡近中年的我總有太過蕪雜的感受，擁擠的意念在腦殼中互相推撞，摻和著一些無由而輕微的感傷。像孤獨的獸誤入年輕族群的嘉年華會，嘈雜的氛圍，重金屬的樂音，嗆人鼻息的濃郁煙塵，混亂恣肆的舞步，被踩踏的影子茫然驚慌地逃遁進入不合時宜的暗角。

我確實意識到，那些奴役著人們身心的現實生活，綑綁著許多日益老化、退縮的心靈，以致拒絕正面仰視經由時間的鏡屏折射所產生的刺目陽光。遺忘，便是被時間馴服最佳的證據。

然而，生命中畢竟確實曾上演過所有激動人心的情節。在那個風景優美的地點，雨後樹葉還在滴水的海邊，像被夢境色彩化的虹橋橫跨整個乾淨湛藍的天空，飛鳥在晨曦中振翅驚起熟睡了一夜的樹們，松針簌簌落下。

重溫著那些發生過的、非常微小的事，譬如有人在漆黑的深夜撥彈吉他，用一把還沒有完全成熟的嗓音唱和著些微走音的歌，想象著終究有一天可以成為一名出色而不隨流俗的歌手。像蠱惑了大多數人的思維，許多人于是熱切分享著對未來種種巨大的事業，憧憬著豐盛而優雅的生活，以致我們無法分清自戀與自我期許的分野。彼時，那些淺薄如霧卻不容纂改的年輕事跡，卻讓我們非常珍惜。

“現實從來不是我們的障礙。”但是對于幻想，我們總是自以為是地懷著太過美好的印象，以為它像爆裂在臉上青春痘，永恆展現生命中驕傲的春天。但是證諸我們漫長而枯燥的生命長征，那其實是一次錯誤的詮釋，所有黃金時期都是短暫的。夜空中的群星降低至幾乎伸手可觸，是因為雨後沾粘在樹葉間的水澤映照原像的結果。

在時間的隔壁，而今，我只是一名窺視者，躲藏在時間的牆隙中，靜靜俯看不再激情、缺乏幻想而善于沉默的我的分身。

在夜闌人靜色彩暗淡的外星開始降溫，因為歷經長久戰爭，倦怠的靈魂紛紛回航降落人間時，澤畔荒蕪，海水退潮，所有歡歌的嗓音止歇，像拔掉插頭的龐大舞廳，因為沒有電源顯得十分沉寂。我猶記得一些激昂奮進的歌詞，但在時空變遷中顯得毫無意義。

那些原本稚拙的臉孔已長出雜亂的鬍髭，髮茨凌亂，像蘺蘺野草，試探性地在海岸的山邊佔領蟲蟻的城池。深植于心裡的理想與動力被時間悉數退回，像一個清醒靈魂對另一個軟弱靈魂的棄絕，于是習于使用理性的藉口來掩飾著非理性的一面。雙拳緊握，下意識地向大海擲出空洞的石頭，而並不企求即使是最卑微的回音。

天空破曉時，人們陸續拔營准備離去，燈光與華飾拆除，海邊恢復空蕩，像陌生的佈景逐一搬移，演員褪下華麗的戲服。所有被時間奴役的人們注定成為閒散的配角，極可能被太過認真苛刻的其他人們所嘲諷。

或許生命中最大的惆悵正是來自于太多的編造，而非真實地存在，以及那些始終無法實踐的偉大的巨構、炫麗的幻想，而使靈魂變得克己溫和，節制謹慎，卻錯失太多的可能......

每本書都有它們自身的靈魂，它們總是慰我以溫和的知識，溫柔的記憶。

推開內心地下室厚重的石門，閱讀它們，擁抱它們，進入情感的核心，像爬山，沿途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絕美風景。

在極度倦怠的夜晚，喧嘩和敵意漸漸趨近心胸，各式殺戮、攻詰、叛離的故事在週遭上演時，我總是急急逃遁于虛幻而迷魅的書堆，埋首進入龐大的知識系統，像一名避世的隱士，厭倦于太複雜的慾求，只是冀望短暫的寧靜和歡愉，釋放那些依附于現實而萌生的感傷。

我與它們在一個湮沒時間而隱蔽的空間中秘密地對話，不虞被打擾，無需緊張地聆聽防止有人突然闖入打掃房間，清理地板，監聽我們無意間透露對這個世界觀感的蛛絲馬跡。在那樣超越時空而純粹想象的飛行中，打破地域的阻隔和地理的距離，用一絲靈魂焊接另一絲靈魂，像綻放的花瓣通過根莖與泥土裡的細微生物私密溝通。我們進入思想的密室，輕微如絮絮的翻書聲，像飄蕩窗外的細雨安撫寂然夜歸的行人。

我們細細檢視那些逝去的時光，那些飽滿圓融而意義豐富的章節，那些若即若離朦朧如紗的情節，攪擾著我們不盡完美卻值得銘記的平凡生命。

有時，我們爭辯著，隔著迢迢雨聲，隔著山重水覆的抽象時空，為一個嚴肅的命題，那些原本普通人們因淺薄意識而遮蔽的常識，卻在我們流暢的文字中顯示神奇的力量。那些無法獲得人們認同的特異觀念，卻在我敏感易燃的思維中爆裂，像翩翩穿過箭雨的蝴蝶，停在我多夢的額頭。我遺忘那究竟是夢境還是真實存在過的片段。

關于真理，我們都有著非常執著的批判、理解和同情，盡管它擁有根植于一己之見的誤解，而且不無分歧。

有時，我們為知識與現實生活的衝突，譬如忙碌、煩瑣而毫無意義的工作或作業喋喋不休，甚至被生活所驅遣所困鎖而憂傷喟嘆，于是虛耗一整個寶貴的夜晚而一無所獲。

有時我們在超越距離的時光中相濡以沫，用充沛的情感稀釋日間所遭遇的挫折，用真誠而未經修飾的言詞表達所經歷的種種憤怒與輕蔑，既瞭解彼此的心情也洞燭彼此的脆弱，像互相依賴的左右手，互相摩挲取暖，輕輕握住彼此的秘密......

漸漸擴大的雨勢，從窗沿遠遠擴散出去，似乎快要佔領整個地球，潮濕的雨意覆蓋所有築夢的屋頂。睡意在我的眼瞼拉起厚厚的窗簾，企圖瓦解我最後的抵抗。我心中最隱秘的地下室仍搖晃著微弱的火光，照耀著那些幾乎潰散不明的意識，和仍然殘缺歪斜的綽綽光影，和那些似乎埋藏著過多憂傷的書冊，撲撲飛撞卻無法衝破牢籠的靈魂......

我清楚意識到這個充滿歧義的世界，並不允許我們修補生命中無可避免的缺憾，在知識與盲從之間，在愛與道德之間......

(註: 本文是余杰為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寫)


--基督徒恭賀劉曉波先生榮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之公開信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聖經·箴言》14章34節）。
 
作為基督徒，我們從個人良心出發，以欣慰、痛苦、謙卑、感恩之情，恭賀劉曉波先生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我們特別向勇於與劉曉波先生一同擔當自由與民主大業的劉霞女士致以忠心的祝賀與深切的慰問！

之所以感到欣慰，就是劉曉波先生的獲獎不僅僅是他個人的事，乃是代表中國新一代以一九八九年六四運動為標記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真正愛國的良知分子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公認和支持。這一和平獎不僅是授給劉曉波先生個人的，也是授予所有六四受難者的。劉曉波先生參與一九八九年六四學生民主運動，並且積極促成學生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避免了更大規模的流血，後多次被捕入獄，但對自由與民主之理想和事業始終矢誌不渝；二零零八年發起《零八憲章》運動，主張非暴力、有序性的政治和解與民主改革，於二零零九年被一黨專制下的法庭扭曲法律本意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劉曉波先生為中國自由和民主大業義無反顧，九死不悔。如今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為劉曉波先生仍在監獄之中，仍然飽受與其夫人劉霞女士和其他家人、朋友分離之苦；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專權將近100周年之際，多達十四億人口之巨的大陸中國人民仍然生活在一黨專政所造成的人治的腐敗和禍害之下，這實在是全體中國人民莫大的悲哀；劉曉波先生一向主張以和平、漸進、有序的方式走向自由和共和，卻因言獲罪，被判處十一年徒刑，本身就是中國大陸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基本自由和人權沒有得到基本保障的集中體現；也是百年以來亞洲各國中率先擺脫皇權專制的國人同胞忍受到如今的奇恥大辱！

之所以感到謙卑，就是因為身為基督徒，我們知道人人都是有限的罪人；我們在道德地位上並不居於可以對別人進行審判和定罪這種居高臨下的地位；同時，長期以來，華人基督教會對社會公義問題的忽視和淡漠，對政治問題的怯懦和逃避，比如六四運動、計劃生育、城鄉歧視等，表明我們並沒有按照耶穌基督的吩咐，自覺地充分地在這個世界上發揮光與鹽的作用。上帝的心意就是：“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聖經·阿摩斯書》5章24節）。教會不僅應當堅持聖經無謬，傳講以基督為中心的讓人悔改的福音，也應當就社會公義問題發出良心的聲音。因此，中國的悔改應當首先從基督教教會、從每個基督徒的悔改做起！

之所以感到感恩，是因為上帝並沒有按照我們的過犯來對待我們；在中國大陸體制內外仍有許多真心追求自由與民主的剛勇之士；世界上仍有許多真心關註、熱愛中國人民的國家、民族、教會和個人；挪威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在目前中國政府的一再施壓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把2010年和平獎授予劉曉波先生，表彰其“長期地以非暴力的形式為基本人權奮鬥”之艱辛，這無疑是對二十一世紀中國民主運動的激勵。我們感謝挪威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不畏強權、堅持真理的義舉！中國人民在爭取自由和民主的艱辛歷程中並不孤獨！

劉曉波先生強調：“如果沒有上帝，中國就沒有希望！” “中國人的悲劇，就是沒有上帝的悲劇。”他深刻地意識到基督信仰對於中國大陸和平、有序地轉向自由與民主、憲政與共和的道路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價值和地位，我們欣喜地看到劉曉波先生在與專制極權的長期抗爭中汲取了從基督信仰而來的寬容與和解的精神。我們內心最深切的期盼就是劉曉波夫婦能與我們一同蒙受耶穌基督的救贖大恩，成為上帝的兒女。耶穌基督的救贖大恩不僅是個人生命重生的根基，也是我們中國社會和文化浴火重生的根基。但願耶穌基督的恩典成為身陷囹圄的劉曉波先生心靈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作為基督徒，我們深信：悔改與和解是目前中國社會的唯一出路！“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聖經·馬太福音》4章17節）。目前中國社會在經濟上有巨大的進展；在法治建設和人權保障上，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無法無天的現象相比，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但在一黨專政、道德頹廢、民族矛盾、城鄉差異等問題上，長期舉足不前，其癥結之一就是政治改革的極端滯後。要突破目前的困局，個人和群體都當為自己的犯罪而真誠悔改，並且尋求在悔改的基礎上達成個人、群體之間的和解與共融，消除暴力、內戰、分裂的內在毒根和外在土壤，擺脫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的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我們深信，上帝造人是按照祂自己的形象創造的，每個人都具有來自上帝的不可剝奪的自由和尊嚴；同時，上帝也把治理全地的權力賜給了每個人（《聖經·創世記》1章26-28節）。家庭、教會和國家都當根據個人的同意而自由結合，並且以保障和促進個人的自由和幸福為主要目的。因此，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得依靠暴力和強權淩駕於其他人之上，假借“主義”、“國家”、“民族”之名肆意踐踏個人的尊嚴和權利。二十一世紀必然是中國真正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共和的世紀，任何以暴力和謊言歪曲真理、強奸民意、奴役他人、踐踏人權的個人和群體都會受到至高上帝公義的審判。

因此，我們鄭重發出呼籲和祈求：

1、呼籲中國政府尊重法治原則和法律本意，糾正錯誤判決，無條件地釋放劉曉波先生，使其早日與夫人劉霞女士團聚；釋放其他一切因為宗教和政治主張而被關押的良心犯；

2、呼籲全世界一切歸在基督之名下的聖而公之教會，尤其是海內外華人教會和基督徒，為自身在社會公義問題上的冷淡而悔改；繼續高舉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忠心地為中國的悔改、和解與重建祈禱；

3、呼籲中國共產黨認罪悔改，放棄踐踏人權的極權統治，還政於民，以《零八憲章》為基本框架，公開六四真相，尋求社會和解，建立自由與民主政府；

4、呼籲全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繼續為中國的社會和解與和平轉型努力；只有擺脫專制制度，尊重個人尊嚴和權利，走向自由與共和，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中國才能長治久安，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祝福；

5、祈求上帝賜給我們每個基督徒堅持真理、捍衛公義的愛心、智慧和勇氣，好使我們為上帝的醫治和饒恕、公義和憐憫早日臨到神州大地而不懈努力！“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麽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聖經·彌迦書》6章8節）。

“願上帝憐憫我們，賜福於我們，用臉光照我們，好叫我們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聖經·詩篇》67篇1-2節）。


主後2010年10月10日


簽名：（首批簽名以姓氏筆劃順序排序）
王   軍  律師（北京）
王誌勇 牧師（弗吉尼亞）
余   杰  作家 （北京）李大衛 牧師（洛杉磯）
吳   倩  作家（舊金山）
洪予建 牧師（溫哥華）
張伯笠 牧師 （弗吉尼亞）張前進 傳道 （舊金山）
張健     弟兄（巴黎）
張守東 弟兄（北京）
張康平 姊妹（費城）
章雲雄 弟兄（費城）
陳佐人 牧師（西雅圖）
鄭樂國 傳道（溫州）
周鋒鎖 弟兄 （舊金山）

(余杰被第二次傳喚的經過)



        中國真正開放的標誌是：當在總理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溫總理最喜歡看什麽書時，溫總理拿起一本余傑的《中國影帝溫家寶》說：這本，毫無疑問是這本，它是我的案頭書。
——推友“花花公子”


        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上午十點，派出所老李上午來電話，說下午三點市局的人要約我在小區的警務工作站談話，向我了解一些情況。我回答他說，沒有時間。我確實沒有時間，我正在緊張地修訂《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大約半個月之後這本書稿就可以殺青了。國保找人喝茶是他們的工作（這個工作本身是違背憲法的），喝茶的時間他們是有薪水的；而我的時間不能白白被他們浪費，作為公民，當然有拒絕喝茶的權利。

        老李聽到我的“沒有時間”的回答，便不再說什麽了。這種態度與以前他們反複勸說我出去跟他們聊聊天有所不同。當時，我就有一種來者不善之直覺，這些人大概不會善罷甘休。果然，下午四點，我正在修改《取消國保是中國長治久安的第一步》一文，突然聽到門口響起急促的敲門聲。在一般情況下，若有訪客上門，會先通過對講機，請主人打開樓下的單元門禁，但這一次對講機根本沒有響起，直接就是敲門聲。我從貓眼中一看，果然是一群警察守候在門口。

        我打開門，發現門口站著六個人，其中有四個便衣，還有兩個穿警服的。便衣中有一名平時負責跟蹤和監視我的，曾經陪我上書店和圖書館的朝陽區國保王某。其余幾名，我都沒有見過，一人手持微型攝像機攝像，正對著我攝像。為首一人拿出一張傳喚證來，上面寫著根據《刑事訴訟法》九十二條第一款，對我進行傳喚。（事後，我查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第一款，該條款規定“對於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傳喚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縣內的指定地點或者到他的住處進行訊問，但是應當出示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的證明文件。”這一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惡法，成為國保部門騷擾人權活動人士的法寶之一。出具傳喚證和執行者都可以是公安機關一家，其權力不受其他部門的制約和監督。這樣，所有的公民都深陷隨時隨地剝奪人身自由的危險之中，我們應當呼籲修改此條款，限定傳喚決定只能由檢察院或法院作出，而由公安機關執行。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遭受的第一次的傳喚，傳喚證上寫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而這一次則沒有寫任何的理由。）

        我告訴他們說，我需要換一件衣服再出門。他們說，他們必須進門來，否則我不能獨自入內換衣服。就這樣，他們一擁而入，在沒有出示搜查證的情形下，非法闖入民宅。於是，我在廁所內換好衣服，並給妻子打了一個電話。在傳喚證上簽名之後，跟隨他們下樓，樓下停著兩輛普通牌照的車輛。他們讓我上了其中的一輛越野車，國保王某驅車，車上還有兩名穿制服的民警。驅車兩分鐘左右，便到了我的戶籍所在地豆各莊派出所。

        他們將我帶入一間審訊室。我坐下來以後，便開始低頭默禱：主啊，請賜予我勇氣和智慧，講當講的話，不講不當講的話，勝過黑暗和邪惡的勢力。主啊，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若不是你的許可，我的一根頭發都不會落下。主啊，你讓我在這逼迫患難中更加與你接近，單單地來仰望和依靠你。主啊，你說過，那殺死人的身體不能殺死人的靈魂的，不要怕他。簡短的禱告之後，我的心情逐漸平靜下來。

        這時候，坐在主審位置上的中年男子開始說話了。此人年紀大致與我相當，體型偏胖、身穿黑衣，像北方人的模樣。他首先自我介紹說，我姓朱，你應當知道我是誰了吧。你的很多朋友我都熟悉。我多年前就關註你的情況，在這個世界上，關於你的資料，我這里可能是最多的。之前我們都知道有對方的存在，今天總算是見面了，很遺憾以這種方式我們才有機會聊聊。聽說你對我有很多不好的看法。

        我說，這些年來你做的若幹事情，包括你們這個部門做的若幹事情，是好事嗎？能夠讓人產生好的看法嗎？你們偷看我的電郵、竊聽我的電話、恐嚇我的朋友、甚至寫匿名信和打匿名電話給我和我的家人，你們敢承認嗎？作為警察，做這些事情不感到羞恥嗎？我此前多次讓你的手下轉告你，讓市局的那個姓朱的人直接來找我，不要再去騷擾我的朋友了。我當然知道你將我作為研究對象，到我年老的時候，如果要寫自傳了，我就去查這些資料。不過，我相信，那個時候這些資料已經不由你控制了，就像東德等國家一樣，當事人可以去檔案館自由查閱。

        國保朱說，既然你說願意跟我見面，那麽上午我們約你見面聊聊，你為什麽說沒有時間，讓我們只能用這種辦法才能請你出來？

        我說，給我打電話的派出所的老李又沒有說是你要見我，他如果說是一個姓朱的找我，說不定我會願意談談。另外，你們應當提前預約，不能上午打來電話說，下午要跟你見面。我要在時間上作安排。今天你們的這種做法，無非是想給我一個下馬威，這恐嚇不倒我。這種方式只能表明你們的愚蠢，你們故意制造對中國政府的形象不利的新聞事件，你們以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為榮。我是個好安靜的人，通常在家里一個人寫作，一般不會主動去聯系媒體，也不喜歡成為新聞事件的主人公。你們就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你們這個部門的所作所為表明，你們才是這個社會最不穩定的因素。

        國保朱說，看來你對我和我們部門有太多的成見。在我們以後的交往中，希望消除這些成見。

        我說，請給我一杯水。

        結果，他們派了一個人跑到外邊去買來幾瓶冰凍的農夫山泉回來，正是我平時喜歡喝的牌子的礦泉水。我說，其實倒一杯派出所的飲水機里的水就可以了。

        旁邊一名國保搭話說，今天天氣太熱，要喝冰一些的水。派出所的辦公條件有限，他們的水不太冰。
按照一般的傳喚的程序，坐在國保朱旁邊的那名筆錄者首先詢問我的一些情況。整個過程，一臺微型攝影機一直對著我攝影。國保朱和負責筆錄者均點燃香煙吸起來。

        我看到墻上有一個醒目的指示牌，上面寫著：室內禁止吸煙。我便對他們說，我說你們這個部門素質低，你們不服氣，這里明明寫著禁止吸煙，你們仍然不顧禁令隨意吸煙，你們這不是在執法犯法嗎。

        國保朱說，沒有看見這個牌子，對不起。雖然他道歉了，但兩人並沒有停止吸煙。我已經盡了告知的義務，卻無法制止他們繼續吸煙。此後的幾個小時里，此二人一直在吸煙。在場的其他兩名國保沒有吸煙。國保朱說，最近你在推特上很活躍啊。不過，你在排行榜上的排名也不太高啊。

        我說，你也在上面潛水吧，我的言論不僅是給推友們看的，也是給你們看的，我沒有任何秘密可言。我不喜歡發表驚世駭俗的話來提高排名，有一些知己就夠了，不在於數量。

        國保朱說，那我們進入正題吧，先談談這篇文章，你看看是不是你寫的。他拿出一大疊打印的稿件來，將其中一篇遞給我。

        我一看，是我寫的《中共是個隱蔽的塔利班》一文，是今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觀察》網站上發表的。打印稿上註明了發表的網站和時間。

        國保朱說，這篇文章是你寫的吧？

        我說，當然是我寫的，我的文章都是真名發表的，我從來不發表匿名的文章，我對我的每一篇文章負責。

        國保朱說，你看這一句“中共的黨魁們不僅荼毒國內億萬民眾，更試圖將共產暴政推廣至全球。”這里的“黨魁”指的是誰？“暴政”又是什麽意思？

        我說，黨魁就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從毛澤東到胡錦濤都是黨魁；暴政還不簡單，毛時代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從反右到文革等政治運動，無數家庭家破人亡，鄧時代“六四”開槍殺人，一直到今天那麽多孩子在地震中死於豆腐渣校舍、毒奶粉、毒疫苗，不是暴政又是什麽？還有中共在西藏、新疆開槍殺人。
另一名一直沈默的國保似乎被激怒了，他反駁我說，你就沒有看到維族人屠殺漢族平民嗎？作為政府，有必要派遣軍隊和警察維持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我回答說，我沒有否定維族暴徒殺害漢族平民的事實，但當局以暴易暴解決不了問題，最大的暴力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要謹慎使用。殺戮只能播種更大的仇恨。再次，為什麽新疆會發生嚴重的種族沖突事件，首先是因為當局的民族政策有嚴重失誤。（當時我並未想到今天就是“七•五”事件一周年的紀念日。）

        國保朱說，下一句“毛太祖曾雲，革命的第一要務，便是認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毛太祖是誰？

        我說，毛澤東。

        國保朱問，為什麽要用“毛太祖”這種說法？

        我說，毛就是一個專制帝王，毛自己還說他比秦始皇厲害幾百倍。毛是開國之君，古代開國之君就叫“太祖”。

        國保朱又問，你再看這一句——“我在電視上看到王光亞舉手投反對票的醜陋一幕。這是大獨裁者對小獨裁者的支持，歷史將牢牢記載這一刻”，這里的“大獨裁者”和“小獨裁者”分別指誰？你為什麽認為只要中國擔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就阻礙了聯合國發揮和平與正義的功能？

        我說，大獨裁者就是中共當局，小獨裁者就是緬甸軍政權、北韓金正日政權等等。中國在聯合國的投票記錄很清楚，通常都是支持國際社會為之不齒的流氓國家。

        國保朱又問，你說“中共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義’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中共在非洲越活躍，其獨裁政體和獨裁思維就會越深重地毒害非洲諸國，使其離民主自由價值越來越遠。”你有什麽依據這樣說？

        我說，中共在非洲掠奪資源，支持獨裁政權，是眾所周知的。即便是國內的媒體，也曾經報道過。非洲國家的勞工對中資企業有諸多不滿，多次罷工抗議等等。中國人在當地並不受歡迎。還有，如果不是中共的支持，非洲的很多獨裁政權早就垮臺了，如蘇丹。

        國保朱問，那你寫這篇文章是什麽目的？

        我說，我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存在嚴重的錯誤。首先是支持那些流氓國家、那些涉嫌恐怖主義活動的國家，使得中國在國際上聲名狼藉，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其次，巨額的外援經費根本沒有經過全國人大的批準，也沒有經過納稅人的討論和同意，如今不是說財政公開嗎，我希望當局也公開這一部分，讓外援告別“秘密”的狀態。

        談完這篇文章，國保朱又拿出另外一篇文章交到我的手中，我一看，是《“大國崛起”的迷夢幾時方休？》一文，四月十三日發表在《觀察》網站上。我很奇怪他們為什麽選擇這兩篇文章來重點討論，其實這兩篇文章並不是我的力作。
       國保朱說，你在文章中寫道：“近年來，在中共的煽動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此起彼伏，這是當局企圖將國內矛盾往外引導的毒計。”為什麽用“毒計”這個詞語？

        我說，如果你看不懂，請自己去查現代漢語詞典。我不是語文老師，要這樣逐字逐句地解釋給你聽。此前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接觸過的國安系統的人，很多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的，從來沒有向我提過此類比較低級的問題，你們該好好向他們學習，提高一下文化修養。

        國保朱說，“毒計”是一個貶義詞吧？

        我說，當然是一個貶義詞。

        國保朱說，那你憑什麽說民族主義是政府煽動的呢？難道中國人沒有權利反對日本侵占我領土釣魚島、中國人沒有權利反對日本首相和官員參拜靖國神社嗎？

        我說，在中日問題上我比你更有發言權，因為我作過長期的研究，出版過兩本書。你不是說最了解我嗎，你難道沒有看過我寫的兩本書嗎？中國人當然有權批評日本的某些做法，但我們首先要反對的是感謝日本人、說日本人侵略中國幫助他奪取政權的毛澤東，毛澤東的原話，你在毛的文集中可以找到。

        其次，愛國主義需要理性，砸日餐廳和日本品牌的汽車不是愛國，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難說那些產品是日本產的，還是中國產的，抵制日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些行動根本對日本造不成傷害，反倒傷害了中國人自己。據我的觀察，二零零四年中國的反日活動，背後就是政府操縱，是企圖轉移國內矛盾，是將日本當作一個“公共汙水溝”。

        國保朱說，那是學生的愛國熱情，怎麽能說是政府策劃的呢？

        我說，中國不是有一部《遊行示威法》嗎，任何遊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請，到公安部門拿到批文之後才能實施。如果我去申請，能夠批準嗎？

        國保朱：批不批準那是公安部門的決定，你可以去申請啊。

        我說，那天學生一下子就起來了，有去申請過嗎？據我掌握的信息，他們沒有去申請過。那麽，這難道不是非法活動嗎？為什麽政府縱容此非法活動呢？為什麽明知該活動非法，政府也要出動大巴車運送學生去日本使館抗議？

        國保朱說，你有什麽證據證明這些車輛是政府提供而不是學生自己找的呢？

        我說，我有一個在北大念書的師弟告訴我說，當時是校方安排的車輛。

        國保朱說，校方難道就是政府嗎？你這個看法太主觀臆斷了。

        我說，校方當然是政府的一部分了，北大校長是副部級，北大黨委書記是中央候補委員，哪個學校不在黨和政府的管轄下？不懂中國國情的是你。還有，當時學生向日本使館扔磚頭等等，在場的警察全都袖手旁觀，根本不去制止。

        國保朱說，不是警察不制止，是當時到日本使館抗議的學生太多，北京警察的人數有限，管不過來。
我說，你們如果想管，哪有管不過來的，當年“六四”時候，人更多，幾百萬人在北京的街頭，一開槍，不就解決了嗎？

        國保朱又問，好，接著看下面的內容，你的這句說，“所謂‘建國大業’，不過是更加殘忍的斧頭幫（共產黨）戰勝了殘忍程度稍遜一籌的斧頭幫（國民黨）。正如法學家蕭瀚概括的那樣：最基本的中國特色即斧頭幫精神——‘試看中國四千年，從商湯到最近的斧頭幫，哪個政權不是用斧頭砍出來的？’”這里的“斧頭幫”是什麽意思？

        我實在忍無可忍了，對他說，這樣談下去，三天三夜都談不完，斧頭幫就是斧頭幫，這是蕭瀚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我非常贊同，斧頭幫是靠暴力奪取政權的黑社會組織。你去看看周星馳的電影《功夫》吧，里面就有一個斧頭幫。我的文章擺在這里，你自己看，自己領會，看不懂我也沒有辦法，你自己去請家教，我沒法這樣一點一點地跟你解釋。

        國保朱說，我們就是水平低，你是北大碩士，文化程度高嘛。你的文章常常寫得很長，有時候看完一篇要花好長時間，還看不出你的中心思想是什麽。以後多寫短文吧，這樣我們容易看懂。

        我說，我的定位是，讓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讀者都能看懂我的文章。你看不懂，說明你的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你自己去補課吧。我還就是喜歡寫長文。寫文章總比讀文章累吧，我寫文章都不嫌累，你讀文章還嫌累。那你申請換一份工作吧，做這樣的工作沒有成就感和尊嚴感，這是一份臟活，到其他部門去待遇還能好些。

        國保朱做出一副為難狀說，換工作可不是你想的那麽容易。

       談完這兩篇文章，國保朱讓我在兩篇文章的每一頁都簽上名字，並按上手印。這個程序與我五年多之前第一次被傳訊的時候一模一樣。那次他們拿出來的文章有十余篇之多，這次卻只有兩篇。不過，我看到在國保主手中還有其他多篇文章。

        其間，我問國保朱說，大概還要談多長時間，晚上我要給孩子做飯，如果時間還需要比較長，我是否可以發個短信告訴妻子，讓她早點回家。

         國保朱說，還需要一段時間，大概你是不能按時回家做飯和吃晚飯了。你可以給妻子發個短信通知她。

        於是，我拿出手機來（此前，他們要求我在談話期間關閉手機），給妻子發了一個短信，說我稍晚一些才能回家。

        國保朱說，文章的事情就先談到這里，其他的下次再談。下面談談你最近的寫作情況和計劃要出版的書。

        我說，我和王怡合作的基督徒的訪談有兩卷，題目分別是《一生一世的仰望》和《我有翅膀如鴿子》，以及我的一本關於中國信仰複興與社會轉型的文集《誰為神州理舊疆》，都即將在臺灣雅歌出版社出版，整個過程我在電郵中都談到了，你們進入我的電郵信箱什麽看到了。另外，還有一本討論蘇聯解體的《泥足巨人》，將在臺灣允晨出版社出版。我書都現在只能在香港或者臺灣出版。

        國保朱說，你的文章都不能在國內公開發表，你自己想過這是為什麽嗎？

        我說，你是做這個工作的，你應當知道是什麽原因。你問這個問題，顯示你好像是第一天到中國旅遊的外國遊客一樣。說到底，就是中國政府沒有接受批評意見的胸襟，中國沒有基本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

        國保朱說，還有一本《中國影帝溫家寶》吧，你在推特上說最近要在香港出版，大約什麽時候寫完，什麽時候出版，在什麽出版社出版？

        我說，最近一個月內完成，兩三個月後出版。出版社還沒有確定。

        國保朱說，是誰寫序言？

        我說，是王怡的文章作為序言，是那篇《寫給溫家寶的福音單張》。

        國保朱說，王怡同意了嗎？

        我說，王怡當然同意了。

        國保朱問，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否可以介紹一下？

        我說，主要是對溫家寶當總理以來的政策做一些批評，焦點是他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沒有什麽作為，浪費了歷史給他的機遇。

        國保朱問，這本書主要有幾個章節呢？

        我說，比如，有對溫家寶的經濟政策的批評，外交政策的批評，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批評，對他在救災中的表現的批評，對他縱容你們這個部門破壞中國法治環境的批評等等。大致分為這麽幾個部分。比如，國保部門的作為，我將聯系自己這幾年的親身遭遇專門寫一章。這幾年，一到所謂的敏感時刻，你們就派人到我門口，出門坐你們的車，你們覺得有意義嗎？不是浪費國家資源嗎？我去書店和圖書館也要跟著，有必要嗎？

        這時，坐在旁邊的國保王某插話說，陪你去圖書館很好啊，我還可以讀讀書，學到不少知識。

        我說，你們這樣做就是違法的，此前的一名姓趙的國保自己就說，這樣做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但這是上級的命令，不得不執行。

        國保朱說，他真的那樣說過嗎，那他的業務素質太差了。

        我說，難道不是非法嗎，你們拿得出什麽法律依據來？

        國保朱無法回答我的追問，轉移話題說，政法口不是歸周永康管嗎，你什麽要批評溫家寶呢？

        我說，這個問題推特上早就有人提出來過了，我的看法是，公安部是國務院下面的部委，溫家寶管理公安部責無旁貸。當然，我也批評過周永康。我的批評是對事不對人，誰做了錯事就批評，我對任何領導人都沒有成見。

        國保朱問，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那麽多，政治局常委有九個人，你為什麽單單要批評溫家寶呢？

        我說，去年我已經出版了《劉曉波與胡錦濤的對峙》一書，是批評第一號人物的；批評完第一號人物，當然接著就是批評第二號人物了。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多次說，我批評溫，既是針對他這個人的，更是針對他的總理的職務的。

        國保朱問，那麽你接下來還會批評第三號人物，第四號人物嗎？比如習近平？

        我說，習近平的某些言行我也批評過，至於是否繼續批評政治局的其他人，甚至結集成書，那要看我的時間安排了。

        國保朱說，你認為溫家寶不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是他的失誤，那麽你認為中國應當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呢？

        我說，太簡單了，比如，開放報禁，實現新聞出版自由；實現宗教信仰自由；啟動選舉；實行兩黨制（我認為兩黨制比多黨制好）；司法獨立等等。政治體制改革沒有那麽複雜。再比如，黨內民主總可以推進吧，像越南那樣由兩個人出來選總書記，政治局成員是不是也可以實行兩選一？

        國保朱說，這些還是太虛，不具備可操作性。

        我說，那就按照《零八憲章》的思路來做，這個文本你一定很熟悉吧。《零八憲章》中的十九條建議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早改革比晚改革好。

        國保朱說，《零八憲章》的內容不符合中國的現實。

        我說，那麽，你認為中國的現實是什麽？我覺得，你這是一種“逆向種族歧視”的思維方式，難道你認為中國人就低人一等，不配享有民主自由嗎？就是溫家寶也承認有“普世價值”，你比溫家寶還不如，真要好好學習一下他的講話，提高一下政治素質。

        國保朱說，不能將西方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國來。溫家寶的普世價值絕對跟你們的《零八憲章》的內涵不同，你要是連這點都弄不清，你的智商就有問題。

        我說，你們信奉的馬克思主義不就是從西方搬過來的嗎，你們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不跟你辯論，有什麽問題你可以問，我談我的觀點，你盡量不要反駁我。

        國保朱說，好，我多聽你談，我提問就是了。
 
        我說，我只談我的文章，關於其他人和其他的事情，我不會回答的。

        國保朱說，你把劉曉波當作大哥吧？你為他寫了很多文章。

        我說，我的文章中不是寫了嗎，共產黨才是黑社會、斧頭幫，我和劉曉波是道義相交，不存在你說的大哥和小弟的關系，劉曉波是我的良師益友。

        國保朱說，劉曉波的下場在眼前，你看，那些西方國家誰也幫不了他。

        我說，我認為，在當代中國的歷史上，劉曉波將是這個民族無可比擬的偉人。

        國保說，你有妻子和孩子，不要站在黨在政府的對立面，當走到劉曉波那一步的時候，想回頭都來不及了。

        我說，你也有妻子和孩子，終有一天，你的妻子和孩子將為你的這些惡行而感到恥辱。在我的有生之年……

        國保朱說，是的，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在好幾篇文章中都這樣說過。

        我說，在我的有生之年，必定能夠看到對你們的審判，不過我會以受害人之一的身份請求法庭赦免你。當然，法庭是否采納我就不知道了。

        國保朱說，你這樣說，以後你當權了，我還得求你放我一馬？

        我說，不是求我放你一馬，我也沒有權力放你一馬。我不會當權的，我永遠是一個批判型的知識分子，我對任何權力都敬而遠之。我剛才只是說，我願意原諒你對我做的那些惡事，即便你不認罪悔改。

        國保朱說，我要提醒你，你不要被某些反華勢力利用了。你看，美國奧巴馬上臺之後，美國使館也不跟你們接觸了，美國是靠不住的。你批評奧巴馬，不就是因為他沒有像布什那樣接見你嗎？

        我說，我是一名獨立知識分子，不受任何勢力的利用。我認為，我最大的特征就是獨立。我批評共產黨，不是因為有美國保護我，我才敢批評，美國的政策如何，並不會改變我對共產黨的批評態度。你研究我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奧巴馬上臺之後，他不關心中國的人權問題，但我對中共當局的批評並沒有減弱。
其次，我批評奧巴馬，不是因為他沒有見我，我從未主動要求與這些政治人物見面。那次與布什的會面，我們事先並不知情。如今，我批評奧巴馬，是因為我的政治立場是鐵桿的共和黨人。不說奧巴馬的對華政策，就是他的國內政策，我也相當不同意，如果我是一名美國的知識分子，我將比批評溫家寶還要尖銳地批評奧巴馬。

        國保朱說，你想像中的民主自由就是美國那樣的吧。你那麽熱愛美國，認為那里有民主和自由，幹脆到美國去生活得了。

        我說，我就是要生活在中國，這說明我比你更愛國，無論這里的環境如何惡劣，我就是要在這里生活、觀察和寫作，努力推動中國的進步。

        國保朱說，你說我們被洗腦了，我認為你們被西方敵對勢力洗腦了。

        我說，你當然可以這樣認為，我也不想說服你，正如你也不要試圖說服我。

        國保朱問，這本書大概會發行多少冊？

        我說，兩千冊左右吧，我在香港和臺灣的出版的書，大都是這個發行量，那邊看書的人本來就不多，關心大陸問題的人更少。

        國保朱說，原來這麽少啊。

        我說，現在經過你們幫助宣傳，很多海外媒體報道，可能就會多一點了。

        國保朱說，那麽你寫書也掙不了太多錢啊，一本書也沒有多少稿費吧？

        我說，我不是為了錢，如果為了錢，成為余秋雨那樣的禦用文人，還不腰纏萬貫。我現在寫一本書也就幾千元的稿費，但對我來說，錢夠用就可以了。

        國保朱說，你認為你當暢銷書作家會超過余秋雨？

        我說，文章的價值不是根據暢銷的程度來衡量的。

        國保朱說，關於溫家寶的這本書，我勸你還是不要出版，否則後果自負。

        我說，批評作為總理的溫家寶，是每一個公民的言論自由的一部分，我認為，我對他的批評在憲法和法律保障的範圍之內。如果我批評溫家寶，涉嫌對他的誹謗，損害了他的名譽，他個人可以撰文反駁，或者用法律手段處理，將我告上法庭。

        國保朱說，溫家寶不是一個普通公民，而是國家領導人，批評溫家寶，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引用道聽途說的信息，可能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利益，要付嚴重的刑事責任。這就不是溫家寶來自己起

        訴你的問題了，而是你要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了。關於這一點，最高法院有一條司法解釋說得很清楚。

        我說，我願意為我的每一篇文章負責，我仍然會在香港出版這本書，任何機構和任何人都不能阻止這本書的出版。你們要言論治罪的話，是你們的事情。你們對劉曉波因言治罪，判決書中引用的六篇文章的觀點，在我的許多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即便我不出這本書，你們隨時可以像對待劉曉波那樣對待我。（我回家後查考相關法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又有補充規定：“前款罪，告訴的才處理，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而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九八年通過並實施了《關於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其中第一條規定：“明知出版物中載有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或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容，而予以出版、印刷、複制、發行、傳播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款或者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的規定，以煽動分裂國家罪或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定罪處罰。”我認為，我的文章中並不存在以上涉嫌犯罪的地方。）

        國保朱說，你知道就好，繼續往前走很危險。

        我說，像劉曉波那樣生活和寫作是我的榮耀。

        國保朱說，好，你的這一表態讓我很佩服，你至少不像某些人那樣，一遇到壓力就變成軟蛋。但我感覺你是一個相當固執和主觀的文人。

        我說，每一個人都是主觀的，我發表的當然是我自己的看法，從來沒有“代表”過任何群體。

        國保說，你想過沒有，你有很大的影響力，很多人看了你的文章之後，可能往壞的方向發展。你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我給你一個建議，你應當在掌握充分的證據之後再發表意見，有很多人認為你是一個純粹的“罵客”，不作建設性的工作，你也可以考慮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

        我說，首先，壟斷證據和信息的當局，我倒是希望當局公開更多的資訊，供所有公民來使用和分析並形成自己的判斷。其次，除了批評之外，我也在做若幹具有建設性的工作，我寫了那麽多文章，批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不是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而是“持自己政見者”。前者是以中共的立場為標準，後者是以自己的立場為標準。對我來說，跟中共同或不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表達的是不是“我”的觀點。並不是我的所有觀點都跟中國當局“不同”。

        我的觀點從來不隨大流，都是我經過獨立思考之後形成的，我也不是誰是跟共產黨作對就支持誰。比如，我對楊佳案的看法就與那些激進人士不同，有人說，只要是警察就該殺，我認為那些被楊佳殺死的警察是無辜者，楊佳殺人的行動不可取，更不值得贊揚。所以，有一天民眾拿石頭來砸你們的時候，我願意站出來保護你們。

        國保朱說，再談談教會的問題，我給你第二個建議，不要利用政教搞政治。這種做法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我說，我建議你不要評判別人的信仰，這是每個人跟上帝之間的關系，只有上帝才能評判。我知道此前你對方舟教會的牧師和同工有過多次很過分的騷擾，我今天正式跟你說，以後關於我個人的事情，你直接來找我談，不要去騷擾教會的會友。你常常對我們教會的會友以及其他教會的人士說，余傑不是基督徒。你的這種離間的做法不會有任何的效果。我們在主里是合一的。如果你繼續騷擾我們的會友，我只能公布的名字和電話，並呼籲網友對你進行人肉搜索。

        國保朱說，我是做這份工作的，我不怕你這樣做。當然，你這樣做的話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我跟你們的牧師沈權和教友老徐談過多次，他們都還挺維護你的嘛。我說你不是基督徒，他們還都說你是基督徒。你對宗教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是什麽看法？

        我說，你當然可以認為我不是基督徒，我也不會在乎你怎麽看，我在乎的是天上的上帝怎麽看。我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我從不在教會中宣講自己的政治觀點，我們的很多會友都是單純的信仰者，對政治不感興趣。我在外面的發言，也從來沒有說過是代表方舟教會的。

        國保朱說，你所宣揚的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社會使命不就包括了從事政治活動嗎？

        我說，基督徒個人當然有權參與政治活動，基督徒也是公民。政治是一種公共生活，一種權力分配，政治不是共產黨壟斷的專利。

        國保朱說，不管怎麽說，根據宗教事務條例，你們目前的存在方式就是非法的，你們沒有去登記。

        我說，該條例只是部門法規，不是法律，沒有經過人大的審批。所以，你可以說我們違規，不能說我們違法。對我們來說，我們首先尊崇聖經的教導，然後尊重憲法，憲法中有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款，我們遵守憲法，而不承認與憲法相違背的下位法和政府部門的法規。

        另外，為登記制造障礙的，正是政府部門。家庭教會並不反對符合聖經原則和憲法原則的登記。

        國保朱說，聖經中不是說要順從掌權者嗎？作為一名基督徒，你難道不願遵守這句話嗎？

        我說，看來，你還讀過聖經，或者你就只知道這一句經文。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我認為，聖經是整全性的真理，不能斷章取義。這句話要放在整本聖經中來領會，與“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和“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等聖經經文聯系在一起。當一個政權侵犯我們的信仰自由的時候，我們就有權批評和反對它。

        國保朱說，我希望你們不要讓外國人來參加聚會，包括香港、臺灣和海外的牧師，否則我肯定要關註你們的，並可能采取行動，後果是由你們自己承擔。

       我說，教會只能按照聖經的原則存在和治理，你無權對教會提出什麽要求。羅馬帝國以來，兩千年來多少強權迫害教會，教會依然存在至今，而那些強權全都灰飛煙滅了。

        國保朱，最後談一點，你對獨立中文筆會的看法。

        我說，我已經任滿了副會長和理事，兩年前就是一名普通會員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現在的情況如何，我不知道。我當然認同筆會捍衛作家的言論自由的宗旨。

        國保朱，那你也交會費吧。

        我說，我當然交了會費，這是會員的義務。

        國保朱說，你寫的那些書，你家里還有一些多於的吧，能不能送我幾本，我也好好學習學習？

        我說，我不送書給警察，你去香港去買吧。以後你不作這個職業了，也許我會送給你讀的。

        國保朱說，我們工資不多，香港的書也太貴，買不起，何況我們去香港也不容易。

        我說，我送書給你，你來從中尋章摘句，為我網羅罪名，我難道瘋了？你們這個部門經費很充裕，你們買書的錢可以報銷的啊，這本來是辦案經費的一部分嘛。其實，你們浪費的都是我們納稅人的錢。還有，這幾年來，北京海關扣留了那麽多我的書，他們的扣押行動都是你們指使的，你們去海關把證件一亮，就可以取來讀啊。

        國保朱說，我們這個部門並不是如你想像那樣，有那麽大的權力，海關也不是聽我們指揮的。

        我說，今天的這個局面，不正說明你們可以為所欲為嗎？你們可以隨意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你們的權力還不夠大？

        國保朱說，今天就談到這里吧。來日方長，雖然你不願與我們見面，但今後見面是不可避免的。我也希望以後不要用這種方式了。我們也在改進工作方法，我們一直在探索如何與異議分子溝通，從西單民主墻到八九，再到現在，這些年來我們的變化也很大。所以，你這方面也要有所變化。

        我說，這是我今天聽到的唯一可以部分接受的話。我自己當然有存在可以改進的地方，我並不認為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完美無缺，每一個觀點都正確無誤，我的很多文章都經過了多次的修訂。

        另外，我從來不將你們當作敵人，你們只是專制機器上的螺絲釘，我的原則是，盡量不與你們發生激烈沖突。不過，你們也不要有將小事化大、邀功請賞的想法，如果想靠整我來升官，那我們只能發生激烈沖突。

        國保朱說，我是不會靠你來升官發財的。但是，北京這塊地面上是我們說了算，如果你好好配合我的工作，你的日子就會比較好過，甚至有機會公開發表文章。

        我說，我不會配合你的工作，我認為你的工作是非正義的，我只服從聖經的真理和憲法的條文。

        晚上八點半，我在筆錄上簽字畫押完畢之後，與國保朱握手告別。另一名王姓國保驅車送我回到家中。

        晚上，若幹媒體來電訪問。兩天內，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共同社、紐約時報、英國廣播公司、自由亞洲電臺、德國之聲、美國之音、德國世界報、南德意誌報、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產經新聞、澳大利亞電臺、瑞士電視臺、赫爾辛基日報、南華早報、明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臺灣中央廣播電臺等媒體均對此事作了詳細報道。

        看來，國保朱先生的如意算盤打錯了。每當受到國保的一次嚴重騷擾，我就會寫更多的文章批判專制制度。這群國保對刺激我的寫作能力可謂功不可沒。而此次傳喚事件，也讓更多的媒體和讀者關註到《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國保的做法，不是幫我做免費的廣告又是什麽呢？

        沒有任何黑暗的勢力，可以真正實現所謂的“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在結束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想起了《左傳》中的一個典故來，如今中共大大追捧國學，溫家寶也喜歡引用中國古代的經典。那麽，我就以這段故事來結束這篇用好友徐晉如多年前贈我詩句作題目的文章吧：

        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國的太史伯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命令太史伯改過來，不要太直露，伯堅持不改，結果被殺死。又換其弟為太史仲，還是不肯改用曲筆，又被殺死。後來又換了一個弟弟為太史叔，還是不願意改，仍被殺死。

        最後又換了最小的弟弟為太史季。季又書，杼執其簡謂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獨不愛性命乎，若更其語，當免汝。”季對曰：“據事直書，史氏之職也。失職而生，不如死。昔趙穿弒晉靈公，太史董狐以趙盾位為正卿，不能討賊，書曰：‘趙盾弒其君夷臯。’盾不為怪，知史職不可廢也。某即不書，天下必有書之者，不書不足以蓋相國之醜，而徒貽識者之笑，某是以不愛其死，惟相國裁之！”崔杼嘆曰：“吾懼社稷之隕，不得已而為此，雖直書，人必諒我。”乃擲簡還季。

       季捧簡而出，將至史館，遇南史氏方來，季問其故，南史氏曰：“聞汝兄弟俱死，恐遂沒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執簡而來也！”季以所書簡示之，南史氏乃辭去。



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七七事變”中國國恥日
北京家中

　（本文為龍應臺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全文）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臺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丄主大課。

　　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 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

■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里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沈靜下來思索，1952年生在臺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里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麽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制的步丄槍去殺“共丄匪”了，口里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丄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複　把大陸收複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蠻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50年代進入60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1949年，近200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分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紮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象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象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麽？臺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里面，墻壁上也是四個大字：

      “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里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里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丄水扁下臺，臺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丄場上去，擡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臺灣的人到這廣丄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誌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10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麽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
        對那麽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

        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 “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14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2000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里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14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1970年代出現了質變。

　 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臺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1979年1月1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臺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臺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沈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1983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臺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里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麽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了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1970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臺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1949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臺灣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臺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1972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贊的，是臺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征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臺灣年輕人一樣， 70年代發現臺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麽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 —─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麽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麽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頭小山小河的名字？臺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麽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麽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麽、想什麽”的“臺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里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里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1975年，我23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里，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國丄民黨對共丄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麽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10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1979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臺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臺你是哪里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麽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丄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沖著他問“你是哪里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1979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臺灣人。

■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臺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80年代以後，臺灣2000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麽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丄主大課。這個民丄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1979變成黨外異丄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12月10日，政丄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丄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80年代臺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30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里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12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丄水扁、謝丄長廷、蘇丄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臺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臺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麽？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汙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臺灣民丄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 “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丄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麽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臺灣民丄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臺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臺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丄主課，然而臺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臺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發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臺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里沒有中國。但是，你如果問龍應臺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 “中國”指的是什麽？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丄府”，“國家”“政丄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丄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麽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臺灣有那麽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麽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 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麽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麽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里，我看這個國家怎麽對待外來移民，怎麽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13億人如何對待2300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麽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麽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麽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15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丄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我的父親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70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挽歌。一直忍著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麽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70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 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1985年我寫《野火集》，1986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8月，我遷居歐洲。 離開臺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念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臺灣有什麽樣的夢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這里說話，我心里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麽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里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