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eloo's eyes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消費者同時是投資者
如果都想買便宜的東西的好處 而不思考為什麼便宜
代價也是我們每個人都要付出~~
沒有白吃的午餐啊

http://www.cwbook.com.tw/common/bookDetail.jsp?productID=2132

作者：羅伯．瑞奇 譯者：李芳齡

在科技化、網路化的推波助瀾之下，無遠弗屆、無所不能的全球資本主義如今已變成了「超極資本主義」。

如何修正「超極資本主義」？許多人開出激進的藥方：轉向社會主義、採取貿易保護、限制外勞或要求企業負起更多「公民責任」等，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當代知名政經思想家羅伯．瑞奇在本書中指出，
形成「超極資本主義」的原因 "在於我們每一個人。"

因為我們都是「消費者和投資者」，為了提供我們最便宜的產品價格和最高的投資報酬率，企業只好尋求最低工資和最低生產成本。結果身為消費者與投資人的我們獲得了更好的待遇，但也造成了就業不穩定和貧富不均擴大。


◎超級資本主義 "SuperCapitalism"的公民指南

超級資本主義勝出，經濟力量轉傾於消費者與投資人手中，他們現在的選擇遠多於以往，他們如今可以更輕易地轉向更好的交易，為了吸引及留住他們，企業彼此間的競爭愈趨激烈，這代表的是更好與更便宜的產品，以及更高的投資報酬。但是，在超級資本主義勝出的同時，它所導致的負面社會性後果也愈來愈嚴重，包括：經濟成長的大部分果實落在最富者手上，導致貧富不均擴大；就業穩定性降低；社區不安定或消失；環境惡化；海外違反人權；過多的產品與服務迎合我們最基本的欲望。在美國出現的這些後果比其他先進國家來得嚴重，因為美國進入更深層的超級資本主義；其他經濟體也緊跟在後，開始經歷許多相同的問題。

民主程序是應付這類社會性後果的適當工具，公民價值觀應該透過民主程序表達；身為消費者與投資人的我們想要什麼，身為公民的我們想共同達到什麼，這兩者之間的平衡選擇應該透過民主程序決定。但是，驅動超級資本主義的競爭延伸擴展到政治流程，大公司聘用大批說客、律師、和公關專業人員，投入愈來愈多錢贊助政治競選，其結果是把公民的和價值觀淹沒。在非十足黃金年代裡被用以表達公民價值觀的那些舊機制―涵蓋整個產業的工會、地方性公民團體、回應所有利害關係人需要的「企業政治家」、管制機構，大多已經被超級資本主義的強風吹走。

許多改革人士並未尋求捍衛民主制度，對抗超級資本主義的負面後果，他們把焦點放在尋求改變特定公司的行為―讚美它們具有社會道德，或是抨擊它們不負社會責任。這種手段只促成企業行為的些微改變，更嚴重的後果是造成社會大眾轉移注意力，忽略了矯正民主制度的必要。



◎公民指南
只有當大多數公民要求改革時，才可能出現真正的改革。為此，社會大眾必須了解目前制度中被遮掩的幾個真相；媒體也必須了解這些真相，並隨時準備在適當時機傳達它們。現在，在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的分界上充斥著半真相、虛構、扭曲，致使社會大眾無法單純地區分企業執行長與政府官員的角色，這種混淆不清的思維使得防止超級資本主義侵擾民主制度的努力一再挫敗。

超級資本主義的負面社會性後果―不論是低工資或工資與福利變差、就業機會減少、貧富不均擴大、社區消失、全球暖化、產品粗鄙、或任何其他常見的抱怨―歸咎於企業及企業主管時，必須深入慎思。

企業主管有責任遵守法律，也必須對任何違法情事負責，但是，除此之外，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期望他們再做更多。

他們的職責是滿足他們的消費者，藉此為他們的投資股東賺錢。

企業主管並非從事什麼邪惡的陰謀計畫，負面的社會性後果是企業競爭加劇的邏輯結果，為了提供消費者與投資人愈來愈好的交易，他們可能必須把一些工作移往工資降低的外國，可能得用電腦及軟體取代人力，或是和工會作對。或者，在他們提供那些愈來愈好的交易的同時，得犧牲城鎮主街上那些無法以相近的低價格販售產品的小零售店；或某個大僱主為了維持競爭力，不得不向海外採購或把工作外包至海外，導致失去這個大僱主的社區式微或消失。為了提供愈來愈好的交易，企業也許需要聘用酬勞高如棒球明星的知名執行長，或是因此使地球氣候付出了代價。好交易可能得仰賴在空氣裡注入廢氣，在頻道裡輸入性與暴力，或是在胃裡填入垃圾食物。好交易可能牽連到在海外踐踏人權，或是讓東南亞的年輕小孩上工。只要交易合法，能滿足消費者與投資人，企業和其主管就會做這些事。


使企業變錯的唯一之道 ―使企業停止靠這些行動來提供消費者與投資人
好交易的唯一之道―是使這些行動變成不合法。

企業遵守目前的遊戲規則，卻遭到抨擊，這實在是不合邏輯；
若我們想要它們以不同方式玩遊戲，那我們就得改變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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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指南的下一步驟是：
當有企業主管聲稱他們的公司做某件事是為了”促進大眾福祉”或”善盡社會責任”時，
社會大眾得提高警覺，深入慎思。

企業對大眾福祉沒興趣，這不是它們的職責。

它們也許會做好事以改善它們的品牌形象，這是為了提高他們的營收與獲利；
它們為了賺錢所做的事，也可能恰好對社會有正面益處。
但是，它們不會純粹為善而行善。

同理，當企業主管或它們的說客及律師為了特定政治或司法結果而戰時，他們、他們的發言人、或他們找的”專家”會解釋何以他們尋求的結果符合公共利益。別相信他們的話！這結果或許真的對大眾有利，但你不能相信他們真的是為了公共利益，他們做任何事的主要動機絕對不是公共利益，唯一合理的動機是為了滿足消費者，以便賺取能夠令投資人滿意的獲利。企業擁護特定政治或司法結果，唯一理由是要提升或保護其競爭地位；它們之所以聲稱此結果是為了大眾利益，只是為了爭取大眾的支持，以提高他們的政治力量，幫助達成它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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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不該輕信任何政治人物聲稱社會大眾可以信賴私人部門的”自發性”合作將能達成某個公共目標或目的。企業及其主管並未被授權使用股東的錢去達成公共目的，它們或許會”自發性”地同意捐錢給某個高尚理想，或是節制污染空氣的行為，或是為某個區域創造就業機會，但前提條件是這類行動有利可圖，或是有助於增益它們的公共形象，進而改善它們的營運績效，或是它們想先發制人地阻止可能對它們帶來更高成本的新立法或管制法規。不過，就最後面的先發制人情況而言，這類”自發性”善舉很可能只是有限且短暫的行為，一旦境況改變，使這類”自發性”善舉帶給它們的益處低於善舉成本時，它們就會停止這些善舉。不論是哪一種情況，你都應該疑問：若這個公共目標是如此值得，為何政治人物不尋求立法，強制要求私人部門達成它呢？

同理，當有政治人物指責某公司做某件合法的事，或是指責某公司不做某件法律並未要求它做的事時，你也應該保持懷疑。追查這位政治人物是否積極支持立法以改變遊戲規則，使這家公司和所有其他公司必須遵守規範，改變它們的行為。若這位政治人物並沒有這麼做，那你可以相當有把握地假定他(她)的譴責之詞只是為了不針對問題採取行動找掩護。

當有行動人士及改革者以共同行動―例如公關宣傳、抵制、公民運動等形式―來迫使某家公司變得更有社會道德時，你也應該謹慎以對。你應該深入探察任何這類行動的特定目標，若你贊同此目標，想想看：透過改變法律或規範以迫使所有公司都改變它們的行為，這是不是達成此目標的較有效途徑？如前所述，有時候，改革者瞄準特定公司是為了動員大眾採取政治行動；有時候，勞工組織瞄準特定公司是為了迫使它們接受工會的代表權。這些也許是有用的改革策略，但是，大規模地攻擊特定公司以迫使它們改變成將導致其售價提高或獲利減少的行為，這就值得懷疑或商榷了。就算它們改變行為對社會有益，這社會益處也不必然大於因為售價提高或股東報酬降低所造成的成本。再者，一旦這家公司的售價提高或報酬降低，其他行為不變的競爭者可能以較低售價和較高報酬乘隙而入，這麼一來，仍然無法達成此行動的整個目的。

一般來說，最好是透過民主程序來處理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而不是由企業內部處理。改革者應該把焦點擺在他們尋求改變的立法或管制規範，並動員社會大眾改變它們。舉例而言，若反沃爾瑪運動的目的是想迫使沃爾瑪接受工會，那就該把這個目標說清楚；若目的是要動員大眾接受改變勞動法，使低工資勞工更容易成立工會，那就應該直接訴求此目標。這麼一來，立法戰役才能強化民主程序，而不是岔離民主程序。

改革者能做的最有效行動是降低企業錢對政治的影響力，並提高公民的聲音；任何其他改革途徑都比不上這一條途徑來得重要。那些真心想做好事的企業主管，能夠做出的最佳貢獻莫過於把他們的錢遠離政壇；若要說「企業社會責任」有任何意義的話，那應該是：知所節制，不要腐化民主政治。

書中提及沃爾瑪的崛起,正說明了不壓低成本,企業就得死的無情市場競爭。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ReadingTimes/ProductPage.aspx?gp=productdetail&cid=mcqd(SellItems)&id=DH0168&p=excerpt&exid=37593

 

沃爾瑪有錯嗎？(DH0168)──每日低價的高代價
The Bully of Bentonville

 

窮忙族：新貧階級時代的來臨

窮忙族一詞是來自英文的Working Poor（工作貧窮），原意是指一些每週工作40小時或以上，而所得的薪資尚不及最低薪資或貧窮線的員工。對這些員工一個更準確的名詞應該是「勤貧族」，亦即很勤奮但很貧窮的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