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工作日誌 /CINEMATORGRAPHER

一篇在來卡中文網站看到的好文章
   
http://www.leica.org.cn/bbs/thread-3687-1-1.html

82年歷史的徠卡對那些狂熱的“拜物教”徒來說，就“像在視覺上做愛”

索爾木斯是一個德國小鎮，位於法蘭克福以北50英里的地方。車子轉過寬闊的主幹道之後駛入寧靜的郊外街道，道路兩邊散落著獨立式住宅，在這樣一個深秋的黎明，很少能看見一個人影。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能像德國一樣擁有堅實的中產階級基礎：你可以想像和姨媽來這裡品嘗咖啡和甜點。當你到達Oskar- Barnack-Strasse，這個小鎮差不多已經消失了；但是就在鐵路線的前面，這裡有一排工業大樓，外面的標誌牌上有一個紅色圓點。也許有點自吹自擂的味道，但是如果你想尋找世界上最精美的機械製品，這裡正是你應該去的地方。

我下面的說法也許許多人會不同意：比如說，Bugatti(布加迪是義大利著名的跑車品牌)的粉絲，會將你的注意指引到Type 57 Atlantic，我所知道的汽車裡面唯一是由女按摩師設計的。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駕駛蘭博基尼Miura去死不失一種榮耀那樣做並不難，你只需把車加速到170英里每小時，並向路人揮手。但是汽車需要油，然而真正的機械應該依靠它們自身運轉。這樣一來，用這種技術製造的機器也會要求使用者具有更高的操作技能，不論是專業人士還是那些笨手笨腳的人。我們需要精細還要圓潤，而不是生硬和粗糙，我們與世界戰鬥的方法是：我們不是僅僅看它，還要欣賞它，並且通過它看世界。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需要一台徠卡。徠卡鏡頭製造開始於1925年，這一年徠卡在LEIPZIG商品交易會上展出。從此以後，徠卡已經發展了8代，一代代的用戶當有需要或者產生一瞬的靈感後，都會轉向徠卡。Aleksandr Rodchenko, Andr Kert sz, Walker Evans, Henri Cartier-Bresson, Robert Capa, Robert Frank, William Klein, Garry Winogrand, Lee Friedlander, 以及 Sebastião Salgado: 這些人都和徠卡商標緊密聯繫在一起，或者拿卡蒂爾-布列松來說，永遠的和徠卡聯繫在一起。

即使你不關注攝影，你的腦海裡實際上也充滿了徠卡拍攝的照片。那張著名的格拉瓦頭像，出現在數以萬計的叛逆者的T恤上和學生牆上，它就是用徠卡的人像鏡頭拍攝的 一種稍短的90mm遠攝鏡頭, 由Alberto D az Guti rrez拍攝，不過大家都叫他Korda。還有在汽車後視鏡中反射的微笑和吻的照片，作者是Elliott Erwitt，也是用徠卡拍攝。更不要說那張著名的時代廣場之吻 1945年的抗日勝利日，一個水兵手攬著一名護士，使她的腰向後彎曲，護士的手臂頂住水手的胸膛，半推半就，這張照片是生活雜誌的Alfred Eisenstaedt拍攝的，他回憶說：“我帶著我的徠卡跑在他前面，不住的回首張望，然而沒有一個畫面讓我覺得滿意，突然之間，畫面一閃，我看見什麼白色的東西被抱住了，我於是就轉身按動快門。” 他拍攝了4張照片，“只是在幾秒中完成的”，在這短短的幾秒中，只要知道你擁有徠卡這就足夠了。攝影師一直在跟著跑，所以他攜帶的機器必須輕巧不能笨重，他在運動中轉身並拍照，就像陽光下跳舞的孩子，所有的事情發生得都是那麼突然，就像突然尖叫的護士，伴隨著其他因素，角度，周圍的人群，護士的白色裙子和水兵的帽子，都在一剎那擺好位置。時代廣場是無拘無術的歡樂的舞台，藝術家的工作就是把這一切納入自己的控制中，呈現給《生活畫報》的讀者。

不過，憑什麼就說這種鐵疙瘩和玻璃片構成的玩意兒就一定比其他相機要強，如果愛森斯塔特不用徠卡，他是不是就不能在時代廣場順利完成任務？最近一段時期，徠卡也開始生產數字單反R9，但是最值得讓這個公司驕傲的還是他們發展了50多年的35毫米M系列，測距式照相機，結實耐用，操作簡便，價格昂貴，並且像愛人一樣，基本上不可以改換。目前徠卡有三種型號，其中一種是MP，大約4000美金，站在無塵工廠的外面，你能夠看見穿白大褂的女人把頭髮網住，用一把小刷子，仔細地拂拭鏡頭邊緣，這個時候你就知道你的錢花對了地方。
提醒一下，4000美圓你得到的只是MP機身，沒有鏡頭。而最便宜的鏡頭也要將近1000美圓（1500美元能買到一個50毫米 F/1的鏡頭，這種鏡頭是市場上最快口徑最大的鏡頭，你要是打算在燭光下拍東西，這無疑是最好的選擇。）要是你只是試圖給你的孩子照兩張不錯的照片，用佳能的POWER SHOT也沒什麼不可以，網上價格只有200多美圓，比如PowerShot SD1000它具有變焦功能，還能自動對焦，自動曝光，而這些都是徠卡MP系列，就像貴族一樣，不能屈尊去做的。

對於那些不是從事攝影工作的人來說，萊卡和其他相機製造商不同，它向人們訴說這一個又一個故事。很多人慕名而來，並試圖依靠它去提高他們所拍圖片的質感。就像在週末高爾夫愛好者大把大把地花錢買Callaway Big Bertha（一個著名的高爾夫品牌），他們相信，只要揮動這樣的球桿，他們就能追趕上老虎伍茲。但某些頑固的藝術家對萊卡有一些貶低的言論。他們說，無論手裡拿著什麼工具，才能才是最根本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對的，伍茲拿一根簡單的、生鏽的、從車庫後面拿出的金屬桿就能將我們打敗，布勒松僅用老式的柯達布朗尼相機和普通軟片，運用他一貫的平靜和意外所帶來的奇蹟，就能夠創造出比許多人一生使用萊卡更為神奇的影像。但是布列松本人對此卻非常清楚：

我根本無法放棄徠卡，每次當我嘗試一些變化卻總是又回到徠卡。當然，這只是我自己的個案。我只關注徠卡相機，因為它真切地構建了我的視覺延伸。

在被問到對萊卡有什麼想法時，布勒松這樣形容：“猶如一個溫暖的吻，猶如槍手的一次射擊，猶如心理師的那張躺椅。”從這個層面上看，花5千美元買一台萊卡就跟撿了大便宜似的。
促使徠卡受到熱捧有很多因素。比如畫報的繁盛使得有更多的空間來刊登照片，一些不斷增加的、有消費能力和空閒時間的中產階級，他們希望能夠保存那些幸福時刻，即使不是為了子孫後裔，至少可以拿來炫耀炫耀。通常，一項偉大的發明的誕生，不僅僅是依靠強大的歷史社會的推動，同時也源自於個體的力量至少，徠卡就是如此。每一個萊卡的員工都被要求牢記光榮的團隊歷史，牢記奧斯卡•巴納克（Oskar-Barnack-Strass）。他曾經是蔡司公司的工程師，著名的鏡頭製造者，是他創造了萊卡I。巴納克是一個業餘攝影愛好者，他第一次接觸相機是在1905年，那時距離真正的徠卡相機上市還有20年。

那時，每次拍照我都會帶著一台相機、13到18塊的金屬板，6個雙倍重的片盒，一個大大的皮革盒子。那對我實在是一個大大的負擔。直到有一天，我拖著他們翻越山坡的時候，感覺我仿佛正在經歷著嚴重的哮喘，一個主意出現在我腦海中：這樣的情況為什麼不能作些改變呢？

5年後，巴納克被邀請到大型光學器件公司“徠茲”（Ernst Leitz）工作。（徠茲公司1988年被賣掉，它的相機部門就被重新命名為萊卡。）1913-1914年，巴納克創造出了我們稱之為UR萊卡相機：它有著堅硬厚實的金屬外殼，圓形稜角，伸縮自如的黃銅鏡頭，體積比眼鏡盒大不了多少。你可以把它放在外衣口袋裡，愜意地在森林裡散步，再也不用“哮喘”。特別神奇的地方在於，如果把那架相機和今天的萊卡MP對比，它們的相同之處遠遠多於不同之處，這就好比祖父和他的後代站在一起，有著相同的效果。
1914年8月2日，巴納克用他的新設備拍攝了一張照片。Alessandro Pasi在他的《萊卡：一個世紀的見證人》（2004年出版）刊登了這張照片。一名士兵剛聆聽過國王的總動員，走出了他的縱隊。這也許是萊卡第一次在眾多相機中斬露頭角的時刻，它直面歷史的面孔，而不是在戰事結束之後才出現。
每當你購買35毫米的相機時，你必須對巴納克心懷敬意。因為是他創造了24毫米*36毫米的負片，擁有經典2：3比例。根據萊卡公司的記載，當時，巴納克是伸直了他的胳膊，按手掌到臂端的距離截取了一段軟片，正好是36楨，從此以後這就成了一卷軟片的固定張數。不妨假想，如果巴納克像猿人那樣胳膊更長些，也許我們現在一卷軟片就有40張了。

萊卡在1925年上市，這在當時引發了一片震驚。引用萊卡歷史的研究學者Pasi的話：“對許多傳統攝影師而言，萊卡相機更像是按女士手提包尺寸設計的玩具。而在接下來的7年，有6萬台萊卡相機被銷售一空。新相機的快門速度提高到1/500秒，最大光圈達到3.5。到1932年，對焦系統更精確的萊卡II 面世。我曾經使用過一台30年代中期產的相機，這個系列的相機一直生產到1948年。萊卡是如此地貼心，隨著你一張張的拍攝,一切都是如此順暢流利。它的設計是如此地簡潔， “數碼怪物”佳能和尼康的說明書比古代遺囑少不了幾行，而萊卡對入門者是那麼友好，每當我拿起萊卡II，它就像一只小小狗，不停地乞求我快快帶它去街上。

就這樣,無論是普通大眾,靠攝影為生的人,或者是那些狂熱的發燒友,都對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6年一個叫Paul Wolff得德國人弄到了一台LEICA後，幾乎成了這個品牌的進階傳教士。他在1934年寫了本叫《我的LEICA體驗》的書影響了很多人。他的一位出生于法蘭克福猶太家庭的同事Ilsa Bing在1931年的一次展覽之後被人們稱為”LEICA皇后”。1929年她買了台相機，值得一提的是，她通過列出同樣使用LEICA的業界人士來展示LECIA風潮使如何通過快速及有感染力的方式流傳起來的。每當翻閱影集的時候，我總是會看下書後的時間年表，比如你會看到匈牙利的科特茲（最感傷隨性的攝影家）”1928 購進第一台LECIA”，1998年在MOMA（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羅德欽柯的展覽，它的目錄上記錄著”1928年 11月25日羅德欽柯以350盧布買了一台LEICA”諸如此類。

LECIA，一個可能被馬克思稱為”商品拜物教”的東西，一個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象徵的東西。對羅德欽柯這樣的當時對LECIA癡迷的俄羅斯人，或者是任何一個渴望LEICA的人來說。可能也意識到了他作為一種革命鬥爭手段的腳色的存在。他同時兼畫家，彫刻家，和大學教師於一身。他依然堅信只有相機能反映現實生活。他付諸行動，房頂上，台階上，馬路上，他的leica無處不在。他以這樣的行動顛覆者著個世界，把往事的塵埃都掃得乾乾淨淨。他在1934 年拍攝的了”Girl with a Leica” ，照片中的女孩優雅的坐在長椅上，不尋常的是長椅沿斜線展開，從左下角到右上方。女孩穿著白色連衣裙，頭戴白色帽子，目光單純且夢幻。窗欄的陰影充滿整幅畫面，像一張網鋪開。她將leica緊抱在胸前，放於腿上，相機帶緊緊繞在她的肩上，畫面中那台LECIA和拍照所使用的是同一款。

說到隱蔽自我，Rodchenko的同事，一個叫Ilya Ehrenburg的俄國人在這方面比較有心得。他在1932年寫到”有些相機是笨重和粗糙的，它的存在等於野蠻的打斷了別人的正常活動”，”我們這一代人狡猾的很，根據前人的經驗，我們更加懂得自我隱藏。那幾個月，我帶著小型相機掃遍整個巴黎的大街小巷。人們總是很疑惑為什麼我總是在拍攝柵欄和馬路，其實他們不知道，我拍攝的就是他們”。Ehrenburg是通過一個附件解決了這個問題，“LECIA有一款側面取景器。它的構造就像潛望鏡。我可以使用 90度的角度拍攝。”在他的鏡頭裡，是貧窮、灰暗毫不做作的巴黎。

要是你羞于和你的拍攝對象直接面對面的話。你也可買一台帶直角取景器的LECIA。儘管LECIA的最基本的特徵告訴我們：不需要要任何的操作，相機自己就會隱藏起來。如果要我準確的說出這方面的起源，我覺得是1932年的 Marseilles。然後才是布列松一個漫無目的的法國富家子弟買了一台LECIA後逐漸成為20世紀最著名的攝影師，卻一直悄無聲息地走在大街上。他原先是畫家，而且之後也一直從事繪畫。但最讓他的雙手感到愉快的，仍然是觸摸相機的時候。

布列松的遺孀（Martine Franck Henri Cartier-Bresson機構在巴黎的主席）也是一個同樣傑出的攝影師。她說她的丈夫和他的LECIA就像一對舞伴。他低調的遊歷了全球許多地方，每一個停留的地方都像家一樣自在。他有一次歷時3年的亞洲之行，到1950年結束。一共拍攝了850卷膠片。他這一突破性的收穫與兩年後發表。被命名為” 決定性的瞬間”。他不斷地找尋那種能促使他按下快門的靈感。其中有種感覺就像打獵”一個攝影師必須學會等待，留神它的獵物，同時還需要有能洞悉未知的洞察力”
   

翻車魚
LEICA有一句名言：觀察並等待。在1954年，這一刻對於一個獵食者不僅僅是布列松還有其他攝影師一樣，都是一個重要深時刻。這一年LEICA 開始做M3，從此取景框裡所觀察到的世界變得相當清晰透明。就算現在你通過老的M3看出去，外面的世界依然那樣的真實透徹。那感覺就像你踩到秋天的落葉時發出的清脆的聲響。LEICA的取景器是和照片完全平行的，這是因為取景框的邊緣有白線，可以告訴你拍照片的範圍，而這個框卻不僅僅框取了周圍的景觀，框取了正在發生的，同時也框取了未來即將發生的一切。對於LEICA的擁護者來說，這一切是神聖的，因為徠卡順暢的拍攝取景方式得他們可以如同結構一個故事一樣，精心策劃每一張照片，截取每一個生活片段。是這樣的，假如你想要生活中的一個切片，你就要擁有整條麵包。

M3擁有一台相機應有的所有功能，但以當下的標準，它實際上又什麼都沒有。你得手動對焦，當然，也沒有什麼部件能幫你測光；你可以拿著手持測光表，或者在相機頂部安裝一個笨拙的測光表，再者，如果足夠酷，你可以估計曝光值。卡蒂埃-布勒松很酷，馬丁•弗蘭克更酷。她告訴我：“我認為到目前為止，我很了解自己所使用的光線。”她一直使用M3，“我從沒用過如此完美的相機，它是這麼的稱手。”即便對於那些對卡蒂埃-布勒松一無所知的人，那些認為1954 年遙遠如龐培城一般的人來說，M3依然佔據著某種地位：當eBay和Stuff雜誌在英國提名“有史以來最棒的玩意兒”時，Game Boy排名第五，Sony隨身聽排名第三，iPod排名第二。第一名留給了甚至連電池都不用的老相機M3。自從1958年就擁有M3的英國女王如果也訂閱 Stuff雜誌的話，她一定會贊成這個結果的。英國女王的高貴與她的Leica相機聯繫緊密，她手握Leica相機準備拍照的形象曾出現在郵票上。

稱M3為“玩意兒”決沒有不敬的意思。它的美感來自於其對繁複設計的摒棄。正如任何一個包豪斯流派的設計師所言：功能決定形式。M系列相機是 Leica公司的支柱產品；我們現在迎來了M8（它初看起來與M3幾乎沒有差別），除了個別的例外，這個系列的每一款相機都是經典之作。20世紀90年代升為馬格南圖片機構經理的理查德•卡爾瓦依然記得一名Leica相機愛好者說過的話：“我知道自己用的是最好的相機，沒必要再去思考有關攝影器材的問題了。”卡爾瓦買了一台M4相機並且再沒換過。他說：“這台相機已經幾乎成為我的一部分了。”拉爾夫•吉布森對周遭事物的線條和紋理傾注了持久的熱情， 1961年他買了自己的第一台Leica相機M2（奇怪的是，M2是在M3之後面市的）。吉布森買這台M2花了300美元，相當於他3周的薪水，這在當時不是筆小數，但他毫不後悔。“攝影史上用Leica相機和50mm鏡頭拍出的偉大作品比用任何其它相機拍出的作品數量都多。”吉布森對我說。他建議初用 Leica相機的人只用50mm標準鏡頭拍攝兩到三年，使自己能適應Leica的拍攝方式：“你在這個過程中所學到的東西能應用到其它所有焦段。”

有人可能會說，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美國，即便不是取代，也已填補了歐洲作為Leica精神家園的地位柯特茲和卡蒂埃-布勒松拍攝的巴黎正是歐洲這種地位的象徵。俄羅斯人對硬朗外形的熱愛降低了相機的攜帶性（你試試用一台金屬相機弄彎窗框）；法國人完善了報道的藝術；美國人卻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使用Leica相機 從M3到M4以及後來內置測光表並在機身前方有圓形紅色Leica標誌的M6 並讓世人大吃一驚。李•弗里德蘭德於 1963年在紐約拍攝了一名男孩，他根本沒考慮在拍照時將相機降低到男孩的視平線，因此站在他旁邊的這名男孩只被拍了一半。（所有的孩子都夢想著有一天能被弗里德蘭德像那樣拍攝。）在弗里德蘭德的照片裡，男人和女人反射在店面櫥窗上，或者被街頭標誌弄的晦暗不清；他的很多照片似乎都徘徊在錯誤的邊緣。“拿著這樣一台相機”，弗里德蘭德這樣評論Leica，“你不會覺得自己在像大師一樣拍照。能夠探究這個世界就已經足夠了。”弗里德蘭德在1969年拍攝了一幅作品，畫面中是無盡的藍天點綴著白雲，還有他帶著淺笑的妻子瑪麗亞。這幅作品呈現了我們透過車窗所能看到的，以及反射在車窗上的景觀，將蘊含著豐富感情的風景全部濃縮在了一輛卡車的駕駛室裡。

在弗里德蘭德之前是生於瑞士的羅伯特•弗蘭克，一個從山地國家來到美國的人，他將美國視為一個無聊而具有悲劇性的平原。《美國人》（1958）記錄了他與 Leica相機一起的旅行，它陰沉、黑暗而粗礪，容納了人們源於自身命運的特徵。從沒有一名藝術家如此細緻地研究過人的空間，從拖把到吹風機都因為他的鏡頭而不朽；傑克•克魯亞克為這本書撰寫了前言，他在田納西州的孟菲斯盛贊這本書是“有史以來最為孤獨的一張照片，女人們從沒見過的小便池，在悲傷來世繼續存在著的鞋油。”接下來是加里•維諾格蘭德，一個還遠未被我們所完全了解的攝影師。弗蘭克的83張照片可能是從500卷軟片中選出來的，但56歲的維諾格蘭德於1984年去世時，他留下了超過2500卷還未沖洗的軟片。維諾格蘭德一直傾斜著使用Leica相機，製造那些失去平衡感的照片，並以此尋找一種新的動感。他用紀錄片的直率和幽默的智慧延續了弗蘭克的風格。維諾格蘭德於1969年在洛杉磯拍攝了一張殘疾人的照片，這張照片本應當只包含了悲悵或在政治上對一個冷漠社會的憤怒，但他沒有停止對滑稽荒誕的美國社會的追索；這就是為何我們沒有只看到輪椅和乞討碗，還看到了三個穿短裙的女孩漫步步于光之間，以及畫面右邊的肥胖主婦所表現出的來自於另一個年齡段的麻木不仁。


最近我發現一張Winogrand用過的M4的圖片。很多擦傷，過片扳手明顯磨損，你需要拍很多很多照片才能把萊卡用成那樣。然而和 Bruce Davidson的M2相比，這架M4已經算很好了。那個美國攝影師在民權運動中拍攝了大量珍貴照片。他的 M2表皮脫落，坑坑窪窪像樹皮一樣，原始得讓我想起另一台在Solms萊卡工廠裡的陳列品：1937 年新澤西Hindenburg（齊柏林飛艇）爆炸，那台萊卡正在其中。強烈的高溫終於（僅僅）使鏡頭前端融化。現在你明白了，萊卡工程師們將產品設計到極致。它能夠陪你到北極旅行。如果你真要把你的寶貝相機用廢掉的話，你需要一架爆炸的飛艇。

拿起一台Leica M，兩件事顯而易見。首先是密度：相機整潔地握在手上，沒有那種輕飄飄的感覺。拍上一整天，相機不斷地舉到眼前，讓你的手腕隱隱酸痛。其次，（機頂上）沒有大塊疙瘩：大多數進階相機都是單反，機頂上有大坨稜鏡。光線進入鏡頭，由傾斜的鏡面向上反射進稜鏡，像打壁球一樣在稜鏡中彈來彈去，最終進入取景器。你能真正看到鏡頭所看到的，並以此來對焦。但這種有趣的狀態並不是始終存在的。當你按下快門，鏡面向上跳起，避開光路，景物無阻礙地到達相機後背，在快門打開的時間裡，燒蝕膠片乳劑，或在數字傳感器上成像。鏡面跳起的時候也切斷了通往稜鏡的光路，這意味著，按下快門的瞬間，你的視野被關閉，取景框一片漆黑。

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不是問題：須臾之後，鏡面回落，美景重現；但對一些攝影者來說則是痛苦。單反剝奪了我們的權利：我們要持續觀看被攝體，每時每刻，”像在視覺上做愛”，Ralph Gibson如是說。這正是 Leica M的亮點。萊卡沒有疙瘩，它在整塊黃銅上構建扁平機頂。它沒有稜鏡，通過鏡頭上方的測距儀對焦。它沒有內部鏡面，因此也沒有鏡面跳動時的　　聲。用單反拍照時有一種獨特的聲音。叮稜　啷。好吧我承認Nikon FE 的聲音已經很輕了，但每次按快門還是總讓我想起奶牛踢奶桶。而對於萊卡，你能聽到的只有快門聲，相機中最寧靜的聲音。這大概是造成萊卡崇拜的原因中最迷人的一點：拍照的聲音，像一個吻。

這種微妙的情調從一開始就影響著我們對萊卡的看法 -這未必是件好事。印象中萊卡的測距儀仿佛專為黑白攝影定製，卻有William Eggleston 在作品中露骨地使用彩色，通過萊卡，用超現實主義的方式表現身邊的美國，如David Lynch的電影一般，強烈而耀眼。還有，萊卡的大口徑鏡頭通常被認為更適合自然光而排斥閃光燈，而Lee Friedlander 卻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拍攝一系列直面閃光的裸體，在放肆中顯現溫和與高貴。最後，萊卡，不管它是什麼，首先是一台35毫米膠片照相機。 Barnack（Oskar Barnack，萊卡設計者）把Leica I裝上軟片，從而確立了這個牌子的使命：確保膠片感光這一化學事件儘可能順利進行。記下這個場景： 2006年秋天，科隆，兩年一屆的Photokina世界攝影器材展上，萊卡發表聲明，我們被告知M8 的存在。Leica M開始玩數碼了，就像Dylan要玩電琴（Bob Dylan ，民謠巨星，當年改玩電吉他讓歌迷極鬱悶）。

某種程度上，這注定要發生。我們的生活向著數位化方向奔騰。我的全部童年被濃縮進幾本影集。那些精彩，無論成就還是困窘，只留下不到一打照片，已然褪色，邊緣捲曲。而今，我們的孩子們一次春遊就能帶回上百張圖片，收藏於記憶卡中：他們的回憶會因此而增強，或是沖淡？我們的經歷將因為便於回放而愈加豐富，又或者各自的歷史將在記憶卡中被湮沒乃至腐爛？儘管 Garry Winogrand關注拍照本身遠重於印像效果，但他至少能鬆口氣了，把上千張照片存在硬碟上比拯救那些脆弱的軟片要輕鬆許多。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膠片會萎縮到某個角落，只被那些專業人士，以及頑固、懷舊的完美主義者所青睞。尼康現在提供22 款數碼相機，儘管在其網站上承諾”各種各樣的（膠片）單反相機”，但實際只有兩款。

即使是徠卡這樣狂熱於影像之美的公司，也不得不面臨著現實的衝擊。在04-05財年，徠卡公司公布損失接近兩千萬歐元(約合兩千六百萬美元)，銀行也在 2005年調低了徠卡公司的信用額度；簡單地說，徠卡正在面臨倒閉的危機。但是事情隨後出現了轉機。新的首席執行官，加州人Steven K. Lee憑藉其溫和的態度與過人的才幹，引導了一系列的變革來適應著行業的新變化。依據07年六月二十日的一份報道顯示，過去的一年，公司已經漸漸重回盈利狀態，這主要歸功於新的數碼旁軸相機M8。M8的誕生一直伴隨諸多爭議，特別是不斷的有買家指出其在一定條件下拍攝的照片其中的黑色會變成深紫色。如果你要在吸血鬼德拉柯拉伯爵的城堡裡給他拍攝一張肖像，或者是拍攝健力士黑啤的商業照片，那麼這確實就是一個大問題。這一切都要怪罪於感光器設計上的一個瑕疵。另外對於新機器的一個主要怨言還在其對焦精度上，而這一直是之前徠卡能傲立群雄的憑藉所在。一位知名攝影師和我談起這台機器的時候稱其“不可用”，有時候恨不得把它砸到牆上。不過徠卡公司做出了回應：召回了這些相機，Lee為此簽署了四千多封道歉信，危機才就此平復。不過M8依然需要在每支鏡頭前面加上一片濾鏡來矯正視野，下一次或許徠卡會做得更好。當我問起Lee，M8的下一代機身M9是否會解決所有這些問題，他笑而不答。

作為一個老牌的徠卡迷，Lee自然知道哪些問題對於這家公司是得失攸關的。談到使用徠卡相機和其它那些普通相機廠牌產品的區別，Lee回答道：“前者就像是開一輛摩根的四驅老爺車徜徉在鄉村小道上，而其它的選擇則類似於駕駛一輛梅塞德斯奔馳以一百碼的速度馳騁。”問題在於，無論是對攝影師或者是駕駛者而言，在這樣一個年代速度都是一件更為關鍵的判斷標準。任何那些會被那些最新的跑車甩在後面的東西，任何東西，即使是加以華美的光環，也依舊會被認為不合時宜。二手徠卡相機造就了一個讓人驚歎的產業，有俱樂部和論壇會熱衷於去討論1933年的皮手帶這樣的問題。收藏家們把徠卡買回來放在家裡，然後再也不從盒子裡拿出來；有人細心的收集徠卡為德國海軍特別設計的型號。拉爾夫•吉布森有一次去參加美國徠卡歷史協會的聚會，在會上他聽取了一位退休海軍潛艇部隊將軍關於徠卡鏡頭蓋上序列號勘誤的論文。“徠卡蜜”，吉布森認為這些人對於徠卡的癮就如同吃蜂蜜的維尼熊一樣。這樣一些人與徠卡相機本身的穩固可靠一起成為了徠卡迷人的不滅神話一部分。不過這也造成一個可笑的實際情況，狀態良好的二手相機減慢了新機型的銷售：如果只需要四分之一的價錢就可以擁有一台M3，並且取得很好的成像，那麼誰還去需要M8呢？不過經濟方程往往是怪異的：“我相信我們每從市場上掙到一個子兒，他們就會從市場上翻四倍的賺過來”，Lee 這麼說道。

當我第一眼看到愛德華•韋斯頓為亨利•方達拍攝的肖像，我就開始想要擁有一台自己的徠卡。照片裡的亨利•方達優雅的望著遠方的天際，手上夾著一支雪茄，一台徠卡放在他燈芯絨的夾克上。我也曾經用過很多備受推崇的相機，儘管他們多是二手相機，而且都超過了135幅面，這些包括一台勃朗尼卡，一台瑪米亞 7，以及著名的腰平取景祿來雙反相機。（“如果上帝在造人時考慮過我們會用中畫幅拍攝，那不如讓我們的眼睛長在腰上”，布列松常常這樣嘲諷。）不過我從來沒有使用過徠卡。不過現在我擁有了一台，D-Lux 3，一台精美的小數碼。它的鏡頭不錯，不過外面的皮套給它帶來的裝飾意味使我更覺得自己像是旅行家赫爾穆特•西蒙，穿著長統襪和裝飾著羽毛的深綠色帽子遊蕩在黑森林中，而並非優雅的亨利•方達。畢竟，這只是一台D-Lux 3，而不是一台M8。首先，它沒有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旁軸取景器，另外它的價格也不到六百美元這是我預算的上線，還遠遠夠不上買一台M系列相機的邊。所以為了看看兩者之間到底有多大的差別，我從一個徠卡的經銷商手中藉了一台M8以及一個標頭，然後試著拍攝了四個小時。

如果你能夠克服那種脖子上晃盪著七千美元的眩暈感，那麼一個與M8一起散步的下午帶來的快感將是致命的。如果你是一位需要拍攝遠距離運動狀態的體育記者，或者是想要完整拍攝小甜甜從夜店中盪出的狗仔隊，那麼這台相機必定不是你稱手的選擇，這很容易理解。但是對於那些尋常的生活而言，它真的很合用。這不僅僅是流暢的使用體驗和鑽石切刀般銳利的鏡頭的問題。這是那種一如既往的徠卡感，那種在事件當下捕捉世界的慾望，這是這台相機能夠帶給你的。在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那暗房氤氳紅色光線下一張一張失敗的照片是我對於攝影最初的體驗，不斷的期望與失望的循環。而現在，當一台M8在手，這種恐懼即被快感所代替。突然間我經過一家書店，想要拍攝一張試試，我對焦在了兩個站在書店內的翻閱者身上，在他們身前長長的書架盡頭，有一塊寫著“收藏”的標牌。突然一個蒼白的面孔闖入取景器的線框，我興奮的按下了快門，傾聽金屬簾幕親吻的聲音。

我在液晶屏上檢視著拍攝結果，那張闖入的臉孔來自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她的突然出現無疑完全吻合盡頭的那塊標牌，白色的頭髮，若隱若現的眼鏡。儘管這不是一張好照片，看上去至多像一張《捉鬼敢死隊》的劇照，但是卻比我以往拍攝的任何一張照片都更為有趣及鮮活，而且只能用徠卡我才能獲得這樣的影像（而且只是一台M系徠卡，D-Lux 3的快門與對焦延時，會讓我錯過這樣的拍攝機會。）所以人們所說是有道理的：買下它，事件就在眼前。我記起布列松在談起他由繪畫轉向攝影時曾經說的：“我內心的冒險天性在呼喚，渴求一種比畫筆更快捷的工具，去記錄這個世界的創傷。”這是這種呼喚，讓布列松與徠卡迷們聯繫在一起，讓奧斯卡•巴納克和M8的誕生聯繫在一起，讓發生在俄國的大革命和在美國影棚中的拍攝的人體聯繫在一起：那種單純而永恆的記錄世界的渴望。

（文/《紐約客》Anthony Lane 譯/Revol fivestone antonis rossi 哩哩啦啦 Gu D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