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原眼科診所的主人翁宮原武熊係於1927年來臺定居，並於臺中開設眼科診所，不過在1927年之前，宮原武熊其實於1925年已經來過擔任過幾個月的臺南醫院眼科主任。來臺之前，已同時具有德國慕尼黑大學及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 雙 博士學位，專長包括眼科及細菌學之研究。其第一次來臺任職的時空背景，應與其1924年11月來臺參與第19屆醫學大會並發表論文有密切之關係。
根據1924年《臺灣日日新報》上關於該次醫學大會相關報導，宮原武熊在醫學大會上發表〈除蟲菊有效成分の研究〉的論文，係針對從除蟲菊中析出成分對於「不明熱」的治療效果之研究發表論文，尤其聽說在臺灣常見「不明熱」之症狀，因此認為臺灣的醫學大會是其發其研究成果之好機會。對照宮原武熊學經歷可見，其就讀東京帝國大學傳染病研究所後期，1923年2月至10月間即曾前往沖繩從事研究。再參見臺灣日日新報社1925年在宮原武熊就任臺南醫院醫長後關於宮原武熊之報導，指出喜好旅遊的宮原武熊對於南方具一定程度之好奇心，對於相異土地與疾病的關係似乎也是宮原武熊研究之一環。基於宮原武熊出身於日本鹿兒島縣，位於日本本土之南方，推測對於熱帶地區疾病之研究，原是宮原武熊醫學研究中感興趣之處。
其次，1924年醫學大會自11月15日下午起共為期兩天，但宮原武熊於11月12日已抵達臺灣。推測與宮原武熊同行者，尚包括前往東京受勳返台的醫專校長堀內次雄博士，以及南滿醫學堂教授橋本喬博士等人。關於堀內次雄的相關經歷，范燕秋在《臺灣大百科全書》網頁資料關於〈堀內次雄〉的辭條指出，堀內次雄於1895年以軍醫身分來台，1896年5月退役返回日本，短暫進入東京北里傳染病研究所學習細菌學，10月再返回台灣任台北病院擔 任內科 醫師，並進行傳染病研究。1915年出任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三任校長後，至1936年為止，擔任校長長達21年，對於臺灣醫學教育貢獻極大。
堀內次雄曾經歷的北里傳染病研究所於1916年併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即宮原武熊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之學術機構：東京帝國大學傳染病研究所，且堀內次雄與宮原武熊均從事細菌學的研究，因此宮原武熊與堀內次雄同行，必可建立一定程度之人脈關係。此外，透過醫學大會發表論文的場合，除了學術交流之外，對於建立個人人脈也有所助益。適逢1924年12月1日臺南醫院眼科醫長尾崎宰提出辭呈，宮原武熊便成為臺灣醫界尋求臺南醫院眼科醫長尾崎宰後繼人選之一，並於1925年7月27日任命，8月18日就任。
然而，宮原武熊擔任臺南醫院眼科醫長的時間非常短暫，於1926年3月11日即提出辭呈，辭職的理由在辭呈上僅說明因為家庭上的關係。究竟為何原因使宮原武熊辭去臺南醫院眼科醫長一職，仍有待進一步研究討論。儘管宮原武熊擔任臺南醫院眼科醫長時間極短，仍透過研究釐清1874年發生的牡丹社事件始末，在1927年7月來台定居時由《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有別於日人過去宣稱牡丹社事件是琉球籍民向中國朝貢歸途中遭遇海難，漂流到牡丹社遇難之事件。宮原武熊認為事件始末為宮古島八重山居民向琉球王納貢，出海遭遇海難漂流到台灣，遭高士佛社原住民殺害之事件。為還原事件始末，宮原武熊除前訪恆春實地調查外，也前往日本宮古島調查，並曾與一位生還者會面。藉由研究得知最後生還的12名朝貢者中在台灣曾受到台灣人劉天保之保護，宮原武熊因此也在沖繩縣發起在劉天保宅舊址興建紀念碑之運動。
也許基於對於熱帶傳染病研究之興趣，並期待抑制沙眼（トラホーム / Trachoma）在臺灣的傳染，1927年宮原武熊53歲時選擇來台入住，並於臺中市開設眼科診所，直到二戰結束前均定居於臺中，但為何宮原武熊未選擇其曾任職過的臺南而選擇臺中呢？由地籍資料顯示，宮原眼科診所所在地籍臺中市橘町三丁目五番及五番之一兩筆地號，於1929年方經由買賣登記於宮原武熊名下，在此之前則登記於林耀亭及何寶琦名下。換句話說，宮原武熊1927年8月診所開幕之時，應向林耀亭及何寶琦租用房產充作眼科診所使用。由文獻資料可知，林耀亭曾於1917年擔任臺中區長，1929年時任臺中市協議會會員，臺中興業信用組合理事等等。何寶琦則於1921年以來，皆擔任臺中興業信用組合專務理事一職。根據兩人的經歷，推測應與宮原武熊1927年來台定居無直接關係。
1918年服務於臺南廳、於宮原武熊任臺南醫院眼科醫長期間擔任臺南州警務部衛生課防疫係主任的樺山畩次郎，剛好於1927年6月9日轉任臺中醫院書記，基於樺山畩次郎與宮原武熊同為日本鹿兒島縣出生，兩人在臺南期間必定有所熟識，因此樺山畩次郎之調任臺中醫院推測是影響宮原武熊選擇入住臺中的關鍵因素之一。
1929年宮原眼科診所所在地籍登記於宮原武熊名下，象徵宮原武熊決定定居臺灣臺中。根據1934年的史料，宮原眼科是臺中市第一家眼科診所，也是當時臺中市唯二的眼科診所。根據王派仁引用1933年史料關於宮原眼科收容住院病患規模，共24間病房，可達100床；相較於同時期臺灣總督府臺中醫院的住院患者收容人數亦僅不過為146床，可得知宮原眼科當時規模之大（王派仁，2009：p319）。
但除了作為一名眼科醫師之外，1931年宮原武熊被任命為臺中州協議會員，連任至1936年制度改制，州協議員任內於1933年12月並與同任州協議員的陳炘、黃朝清，以及臺灣新民報社取締役楊肇嘉等人共同籌組東亞共榮協會，主張內臺融合。1936年宮原武熊也在陳炘、黃朝清、楊肇嘉等人支持下競選第一屆民選臺中州州會議員，並獲得當選。1940年則由官派成為第二屆臺中州州會議員。
宮原武熊擔任臺中州協議員及議員期間，除了為臺中爭取建設之外，如同張深切評論宮原武熊為一名自由職業的學者，個性強烈又無所顧忌一般（張深切，1998：p605），屢屢可見其發言引起警察、鄉軍等右派份子之反彈，同時也支持臺灣人的民權運動。雖然張深切認為宮原武熊不過僅是陳炘的傀儡，政治手腕不如陳炘（張深切，1998：p617）。本研究認為，宮原武熊不過表現知識份子應有的表現一般，理性思考，堅持其認為對的事情一般。從1927年更正牡丹社事件的錯誤，到從政上的表現，大概皆是如此。
1945年1月宮原武熊出任由臺中霧峰林家林烈堂等人出資籌設的私立台中商業專修學校校長一職，戰後留任到11月。基於宮原武熊與台籍菁英的友好關係，戰後日籍人士面臨遣返之際，1946年林獻堂、黃朝清、王金海、陳茂堤、巫永昌、張煥珪、葉榮鐘亦上書當局，希望將宮原武熊留在臺灣。但最終宮原武熊仍然遭到遣返，與宮原武熊相交甚篤的陳炘則於二二八事件中受難（李筱峰，1990），就連林獻堂也對當局失望，二二八事件後只能避居日本，直到1956年病逝於日本皆沒有再回到故鄉臺灣（王派仁，2009：p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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