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Report

Pathogenesis and drug resistance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陳逢叡博士

葡萄球菌

MRSA國際研討會後記

國家衛生研究院電子報 第 188 期 2007-02-07
會議報導
MRSA國際研討會後記

MRSA是指對methicillin(甲氧苯青黴素)具抗藥性之金黃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為近年來國際間最被注意的一種多重抗藥致病細菌。葡萄球菌屬(Staphylococcus spp.)為革蘭氏陽性球菌，因其在顯微鏡下之形態常以葡萄串狀聚集，故名為葡萄球菌。葡萄球菌普遍存在於自然環境中，亦是定居於人體皮膚表面及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菌叢(normal flora)，但可伺機引起機緣性感染。在30多種葡萄球菌屬中，以凝固酶陽性之金黃色葡萄球菌(如下圖)為最常見之致病菌，遍佈在醫院及社區裡。

不同金黃色葡萄球菌株可製造不同毒素，可引起皮膚、傷口、骨髓炎、肺炎及菌血症等各種感染。

 

 早期在1940年代，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感染用penicillin即可治療，但對penicillin有抗藥性之細菌於此藥上市4年後即產生。Penicillin是一種青黴素抗生素，屬于β-lactam類，金黃色葡萄球菌可製造penicillinase酵素來破解penicillin。而在1950年代，對其他非β-lactam類之抗生素，如：erythromycin (紅黴素)、tetracycline(四環黴素)亦具抗藥性之金黃色葡萄球菌也開始產生。1960年時研發出methicillin(甲氧苯青黴素，一種半合成青黴素之β-lactam類抗生素)，用於治療對penicillin有抗藥性之金黃色葡萄球菌，但對methicillin有抗藥性之菌在同一年就被發現了，可見細菌會隨著科學的進展而演變，包含在選擇性壓力(selective pressure)下，細菌為了生存就會找出對抗的方法。

1990年代起金黃色葡萄球菌中對methicillin有抗藥性之比例開始上升，近幾年來更急速增加，尤其常被發現在醫院裏。MRSA之產生是經金黃色葡萄球菌獲得一移動性的基因片段，稱為staphylococcal cassette chromosome mec (SCCmec)，而對methicillin產生抗性。MRSA可製造一種對β-lactam類抗生素之親和性都降低的蛋白質，導致MRSA對β-lactam類抗生素幾乎全具抗性，包含所有青黴素類及頭孢子素類抗生素。同時，大多MRSA菌對不同非β-lactam類之抗生素亦具抗藥性，包含分子類(如紅黴素)、四環黴素、克林達黴素(clindamycin)、胺基醣苷類(如gentamicin)、氟化恩菎類(如ciprofloxacin)、及複方磺胺類。近年來日本、美國及其他國家已發現了對使用於治療嚴重MRSA感染病患的最後線抗生素萬古黴素(vancomycin)已具有感受性降低及具抗藥性的菌。雖然近年來已有對MRSA的新抗生素被研發出來，但MRSA仍是全球臨床上極受重視的多重抗藥菌。

醫療機構抗生素使用之增加是造成MRSA增加之原因之一，MRSA已是許多國家最常引起院內感染之革蘭氏陽性菌。由本院臨床研究組進行之「全國微生物抗藥性監測計劃(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TSAR)」的數據顯示，金黃色葡萄球菌為國內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病人第二項最常見之致病細菌，僅次於大腸桿菌。由這些醫院病人分離出的MRSA菌株，佔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比率，在一般病房為58%，在門診病人為42%，在加護病房則高過70%。而造成院內感染之金黃色葡萄球菌中亦有70%以上之菌是MRSA，這些菌株對上述之非β-lactam類抗生素大多亦具抗藥性。

MRSA原較多與住院病人及醫院感染相關，然近幾年來包含美國、澳洲、南美國家等許多地區，發現社區感染之個案遽增，且有群突發案例，如美式足球隊員、監獄犯人等群体感染之案件。一般引起社區感染之MRSA與院內感染之MRSA有不同之基因型，且抗藥性較低，但近幾年來引起社區感染之MRSA中多數是帶有PVL(Panton-Valentine leukocidin)毒素之菌。PVL是一種能破壞白血球之毒素，被具有此PVL毒素MRSA感染之病狀，從局部皮膚感染至嚴重疾病包含壞死性肺炎(necrotizing pneumonia)，甚至死亡。國內近年來亦有社區MRSA感染個案之多起報告，包含孩童被具PVL毒性因子菌感染之個案，足見MRSA之影響已逐漸擴大。

因MRSA可寄居於人體不同部位，包含鼻腔內及皮膚上，MRSA帶菌者(carrier)是造成此菌傳播之主要途徑之一。醫院中之醫療工作人員亦可能因照顧帶此菌者或被此菌感染之病人而經由接觸或醫療器具將MRSA傳給其他病人，故醫院會對分離出MRSA之住院病人實施隔離與接觸防護(contact precaution)等感染控制措施。
鑒於MRSA在醫療界之重要性，國衛院與疾病管制局於2006年12月13日合辦一場International MRSA Symposium，邀請了日本及國內知名感染症專家學者演講。一位是MRSA研究國際知名的教授Dr. Keiichi Hiramatsu 報告了MRSA在國際上醫院內外之感染現狀。另一位Dr. Ken Kikuchi也報告了日本之MRSA感染現況。台大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及林口長庚醫院小兒感染科黃王成主任各對國內成人及小孩社區MRSA感染現況之研究進行演講。台大感染科 王振泰 醫師則對疾病管制局之「多重抗藥菌主動監測及隔離措施」研究計畫初步結果進行報告。筆者則針對TSAR計畫(全國微生物抗藥性監測計畫)中之MRSA的表現型及基因型研究結果提出報告。這些研究皆指出MRSA在國內醫院及社區都是一常見之多重抗藥菌，且其流行病學亦在改變，包含引起社區感染之菌群已可從住院病人分離出。此研討會計有200多位國內感染科醫師專家及研究學者、感控護士及工作人員參加，對提高國內相關醫療人員對此菌流行病學及抗藥性之了解有諸多幫助，有利於制定感控與公共衛生防治上更警愓之措施。
《文/圖：臨床研究組楊采菱》

http://www.nhri.org.tw/nhri6/enews.php

Pathogenesis and drug resistance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金黃色葡萄球菌的致病及抗藥機制

Dr. Chen received his Ph.D. from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in 1999 and became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NHRI thereafter. In 2003, he applied for an overseas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training program in the Institute of Infection , Immunity and Inflammation,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 UK . After he had completed the one-year training, he became a Research Associate in NHRI. He is an Assistant Investigator from February 2006. Major in bacterial pathogenesis and drug resistance

陳逢叡 Feng-Jui Chen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uman pathogens; especially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 (MRSA) is an emerging global problem in both community and nosocomial infections.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infections by S. aureus are skin and tissue infections, food poisoning, bacteremia, osteomyelitis and toxic shock syndrome. Virulence toxins are the major factors of staphylococcal infections. Most of the virulence factors are controlled by the accessory gene regulator (agr) locus,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cell density and is therefore a quorum sensing system. S. aureus uses autoinducing peptides (AIP) as its signal molecules. S. aureus strains have so far been divided into four agr groups on the basis of their ability to cross-activate or inhibit agr expression. Intra-group activation and inter-group inhibition are however both mediated exclusively by the same group-specific AgrC receptor. This kind of inhibition could refer as a type of bacterial interference that does not involved in growth inhibition, but rather is mediated by inhibition of the synthesis of virulence factors. This type of bacterial interference has been proved that can block the formation of an experimental murine abscess, represents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approach to control and prevent infections. This will provide an important control mechanism to staphylococcal infections, especially in the steadily increase antibiotics resistance era.
Mission Orientation
In Taiwan , 71% of S. aureus isolates from ICU were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 (MRSA) in 2002 (data from TSAR III, 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II). Methicillin resistance is mediated by penicillin-binding protein, PBP 2a , which confers broad resistance to the entire β-lactam class is a bacterial cell wall synthetic PBP with low-affinity binding to β-lactam antibiotics. PBP 2a is encoded by the mecA gene, which is carried by a mobile genetic element called the staphylococcal cassette chromosome mec (SCCmec) and that was acquired from an unknown donor bacterium.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causing the variation of resistance levels to methicillin in clinical isolates is still far from complete. To study the regulatory pathways of PBP 2a may be attractive for developing compounds which could restore the activity of β-lactam antibiotics against drug-resistant strains of S. aureus.

http://www.nhri.org.tw/nhri_org/cl/pi/Dr_Chen.htm

抗藥性細菌感染之處置
臺大醫院感染科　張上淳
抗藥性細菌的感染在全球各地都是愈來愈普遍的問題，各種常見的致病細菌對原本有效的抗生素經由種種機轉演變成抗藥性菌株，有些甚至變成多重抗藥性菌株，造成臨床上治療病人的困擾。
在台灣這些抗藥性菌株感染的流行情形又大多比其他國家、地區來的更為嚴重。對於這些抗藥性菌株的感染，臨床處置上必須要有特別的考量。
首先就這些病人的治療而言，若是某地區或某醫院遇到某些致病菌抗藥性比例特別高時，在 empirical 選擇藥物時即需考慮選擇後線藥物來治療病人，例如若某醫院 methicillin 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感染的比例很高，此時臨床上若懷疑病人可能是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時，即應選用後線的 vancomycin 來治療病人，而非前線的 oxacillin。
在培養結果出來後，自然即可根據抗生素敏感性試驗的結果決定是否需調整藥物。若培養結果發現是多重抗藥性細菌感染時，此時應請檢驗室儘可能多做幾種後線抗生素敏感性試驗，而再據以選擇有效的抗生素加以治療。
對於許多抗藥性細菌，藥物的選擇上常常也必須考慮是否應合併使用兩種抗生素的併用療法，
一則可能可以避免發生有效的藥物很快又演變成無效的情形；
二則常常臨床上可能可以有較佳的療效，尤其是若能證明併用的藥物是有 synergisticeffect 的話。
對於多重抗藥性細菌若沒有適當有效的抗生素選擇時，也可以考慮選擇單一藥物測試無效的兩種藥物合併使用，此時對部分病人也可能會有療效。
此外，若遇到常用藥物都是抗藥性的情形時，亦可考慮選用一些較舊、目前無人使用或很少使用的藥物，或許部分菌株這些老藥會有效。
當然，若能經由特殊管道，引進一些國外尚在研發的藥物，也是一種可以嘗試用以救治病人的辦法。不過，對於這些抗藥性菌株感染的問題，在非藥物治療的部分亦需特別加以注意，若病灶需外科清創或引流，就一定要積極的去做，否則，先靠使用抗生素一定無法達到療效，局部治療（local treatment）也是救治抗藥性細菌感染非常重要的一步。
另外，由臨床檢體培養出的這些抗藥性細菌是否有臨床意義，是否為真的致病菌，或只是 colonization的菌株亦需好好的加以判斷，若非致病菌就不需勉強使用抗生素。其次，對於這些身上有抗藥性細菌的病人更要注意隔離的問題，嚴格的執行隔離的措施，可減少抗藥性菌株的散播，減少其他人發生感染的機會。最後，預防是勝於治療的，除了隔離措施可減少抗藥性細菌的散播外，避免抗生素的濫用或過度使用，減少抗生素壓力（antibiotic pressure）才是最徹底有效減少產生抗藥性細菌的辦法，也才可以減少臨床治療病人的困擾。

http://www.sim.org.tw/article/A89/P037.pdf

了解微生物抗藥性的機制

陽明大學微免所許家偉、張智培

【摘要】近年來，具有抗藥性能力的微生物陸續出現，而且影響到人們的健康。到底它們的抗藥性是如何產生的呢？人類又能否戰勝它們呢？且讓我們一一道來。

以下是一則人類與致病性微生物之間的一個真實戰爭故事……

1891年，即是拉富朗（Jean Louis Alphonse Laveran）首次發現寄生在人體中可導致瘧疾的瘧原蟲（malaria parasites）之後的十年，艾利希（PaulEhrlich, 1854～1915）發現一種稱為亞甲藍（methylene blue）的傳統染料，可以直接染到瘧原蟲，並且將之殺死；而在人體身上使用的情況，亦證實可靠。
但是這種方法並未受到廣泛的注意與關切，因為當時對於瘧疾的治療，一直是使用奎寧（quinine）這種藥物。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德國被禁止供應及輸入奎寧，所以德國的科學家才被迫使用亞甲藍；而由於亞甲藍的化學結構與奎寧相當類似，這使科學家們開始研究藥物的化學結構與它效能的關係，繼而發現奎寧與亞甲藍中的二烷基胺烷支鏈（dialkyl-aminoalkyl side chain）與它們對抗瘧疾的能力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經過新的化學合成方法，有日後取代奎寧的新產品出現，如8-胺基（8-amino-quinolines）；
到了1930年代，鹽酸米帕林（quinacrine）即俗稱阿的平（Atebrine）在經過安全性及效用的研究後，開始大量生產，並供應給人們廣為使用，特別是長駐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飽受當地瘧疾威脅的盟軍軍人們。
差不多同時，於1934年，德國也首次成功地合成了氯（chloroquine），並供應給其駐紮在北非地區的軍隊使用；在當時來說，氯是作用最快速而且對使用者毒性最低的一種抗瘧疾藥物；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間，氯依然為對抗瘧疾最有效及最安全的藥物。似乎這場人類與瘧疾之間的戰爭已近尾聲了，利用奎寧、亞甲藍、阿的平、8-胺基以及氯為武器，人類始終是站在勝利的一方！

但是好景不常，一些具有氯抗藥性的瘧原蟲卻陸陸續續地出現，它們的出現有如晴天霹靂般打亂了人類的陣腳。
這種具有抗氯能力的瘧原蟲於1980年代在南美及東南亞地區相繼出現，而且一發不可收拾地橫跨整個北非地區，它們的目標似乎是要征服全世界！這使得聯合國轄下的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所提出的對抗瘧疾計畫，由當初以「根除」為目標，修正為「控制」為大前題，至目前計畫完全停擺，宣告失敗！

這一戰，到底是人類的失策呢？還是自然界中的微生物太聰明呢？

微生物已有抗藥性出現

一般所指的微生物包括細菌、真菌、寄生蟲及病毒四種，不幸的是，這「四大天王」全部都有抗藥性種株（resistance  clones）出現！

時至今日的90年代末期，隨隨便便都可以舉出一大堆抗藥性微生物的例子。細菌中已出現抗羧苯青黴素（carbapenems）、氟化（fluoroquinolones）、萬古黴素（vancomycin）及內醯胺（β-lactam）；真菌方面有抗氮雜茂（azoles）、echinocandins及nikkomycins；寄生蟲中出現抗氯及滅滴靈（metronidazole）；病毒中有抗疊氮脫氧胸腺嘧啶核（azido-3'-deoxythymidine,AZT）、雙脫氧肌（2',3'dideoxyinosine, ddI）、雙脫氧胞（2',3'-dideoxycytidine,ddCT）、（-）-2'-deoxy-3'thiacytidine（3TC）及（-）-2'deoxy-5-fluoro-3'-thiacytidine（FTC）。這些藥物都在世界各地中使用。

很明顯地，抗藥性微生物的問題不是地區性或國家性問題，而是國際性的問題；它也不只是醫院或社區問題，而是世界性的問題。

為何會有抗藥性微生物出現？

抗藥性微生物的產生，是因為人們使用這些能對抗微生物的抗生素藥物時，在殺死特定微生物的同時，也保留了一些突變種，而這些突變種株即使有藥物存在時亦能殘留下來，並且繼續繁殖，這是自然界中的選擇壓力（selective pressure）；而當人們使用抗生素藥物達到濫用的地步時，這些能抗藥的株種就更能被選擇出來並加以繁殖增生。

這些所謂的抗藥性微生物之所以能有抗藥的能力，是因為它們體內所含有的基因與野生種（wild type）有少許不同，能產生出抗藥的機制出來，使微生物個體本身能抵抗藥物的攻擊。

更可怕的是，抗藥性基因的存在並不侷限於微生物自身的繁殖，而是可以藉由噬菌體、質體或轉位子（transposons，又稱為跳躍基因或插入因子）的方式來傳播到別的微生物個體中，甚至連「自由」的DNA（free DNA）也可以使另外一個微生物個體有抗藥性。在1960年代的環境中，上述種種基因交換（gene exchange）的方式，漸漸地在微生物之間開始流行起來，其範圍及程度遠比想像中大得許多！而時至今日，隨著人口的遷移、流動，以及國際交通的頻繁，微生物的擴散速度就更廣更快，問題也就比以前嚴重得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通常一種藥物是可以針對多種不同屬的細菌，因為它們都具有類似的生物活性，所以抗藥性的產生也就往往不只是一種屬的細菌出現，而是同時可以出現多種不同型的細菌對抗單一種化合物。

抗藥性的作用機制

抗藥性的主要作用機制可分為下列三類：
（一）阻止藥物在細菌內累積（prevention of intracellular drug accumulation），簡稱IMP；
（二）轉移藥物的攻擊目標（alteration in the target of the  drug），簡稱TAR；
（三）生產能使藥物失去效能、活性的酵素（production of a druginactivating enzyme），簡稱DIE。

微生物會視本身的結構及藥物特性來決定到底利用何種抗藥機制。

舉例來說，細菌從它們的外層結構上可分為革蘭氏陽性及革蘭氏陰性細菌，它們對於抗藥性機制的考量就視乎於自身最外層的膜狀結構之不同。革蘭氏陽性與陰性細菌的細胞壁，對藥物都具有通透性，藥物可以來去自如，所以在革蘭氏陽性細菌中，最靠近細胞質的細胞膜是細菌唯一可阻擋藥物穿透的屏障結構；而在革蘭氏陰性細菌中，除了細胞膜外，最外層的外膜也有阻擋藥物穿透的作用。

以內醯胺這種抗生素來說，它的作用位置是在細胞膜的外表面（exterior face，即是細胞質膜與細胞壁之間），因此對於革蘭氏陽性細菌來講，IMP這種抗藥性的機制就行不通了，因為內醯胺可以直接從外界環境中通過細胞壁作用在細胞膜的外表面，所以IMP對革蘭氏陽性細菌來講，只可應用在一些以細胞膜內表面（interior face，即是細胞質膜朝細胞質的一面）為標的藥物，例如胺基糖類（aminoglycosides）及，也因為如此，革蘭氏陽性細菌就只好用TAR這種機制對抗內醯胺；但在革蘭氏陰性細菌中，它們就可以利用IMP這種機制來抵抗，因為細胞質膜以外還有外膜結構，阻擋內醯胺的進入。

現在就讓我們來了解一下IMP、TAR及DIE三種機制的作用方式。

IMP

IMP這種抗藥性機制是要阻止藥物在細胞內累積，又稱為不通透性（impermeability）機制，這種機制頗為複雜，主要牽涉到三種方式，最終都可以使藥物在細菌中的累積程度下降。

第一種方式與外膜（只出現在革蘭氏陰性細菌中）有關。雖然外膜原則上是被動性障壁（passive parrier，即是不必花能量就可以阻擋外物進入），但它對於微小、親水性的分子有好感，使之容易通過，這些小分子必須與水分子合作，填滿外膜上的小洞結構之後才可通透過去，進入另外一邊的周質空間（periplasmic space，即革蘭氏陰性細菌的細胞壁與外膜之間的空間），這些在外膜上的小洞由稱為孔素（porins）的蛋白質所組成，孔素的表現非常複雜，而且由環境及遺傳因素來決定其表現的量，因此，孔素表現的改變，會導致外膜上的小洞數量及其大小皆改變，也因此大大地影響藥物的進出。由於不同種類的抗生素會使用同類型的外膜小孔來進入細菌內，因此孔素表現的改變，會使細菌同時對好幾種不相關的抗細菌藥物起抵抗的作用。最好的例子就是假單胞菌屬（Pseudomonas aeruginosa），它可以阻止某些專一性孔素的合成，達到對羧苯青黴素及imipenem的抗藥性。

第二種方式與細菌的細胞膜有關。這層細胞膜是不具通透性的，它是用耗能（energyrequiring）的機制來選擇進入的物質，又稱為主動運輸（active  transport），有一些主動運輸系統會把抗生素一同送入細菌中，如果這種主動運輸終止了，則會使藥物在細菌中的累積下降。最佳的例子是胺基糖類藥物，它可以藉由氧化代謝（oxidative  metabolism或aerobic metoblism）的主動運輸進入細菌中，使細菌的蛋白質合成過程終止而抑制細菌的繁衍；因此如果細菌停止使用氧化代謝的程序，則可以抵抗胺基糖類的作用，也因此厭氧菌（anaerobes）比較容易產生對胺基糖類的抗藥性，因為它們不用氧化代謝程序也可以活得好好的。

第三種方式也是與細胞膜有關。藥物雖然可以想盡方法穿透細胞膜（如上述利用運輸系統混進去），但它們終究會很快地被主動流出（active efflux）過程（如幫浦作用）抽出去，離開細菌體內，所以，如果細菌有大量強而有力的主動流出系統，藥物就不容易累積起來。細胞對四環素及氟化的抗藥性，就是用這種方式產生的。

TAR

TAR這種抗藥性機制是要使藥物的攻擊目標消失，通常是在藥物攻擊的酵素之重點部位發生單一胺基酸的改變，使藥物無法與目標酵素結合。能抵抗內醯胺抗生素、萬古黴素、利福平、磺胺類藥物及氟化的細菌，都是用這種機制來產生抗藥性的。

其中最佳的例子是內醯胺及其目標物青黴素之結合蛋白質（penicillin-binding protein,PBP），內醯胺與PBP結合後，能夠影響細菌細胞壁的合成，使得細菌因細胞壁的合成受阻而停止生長；在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中，其抗藥性菌種可使PBP產生單一胺基酸改變，而使PBP與內醯胺的親和力下降，而不易結合，達到抗內醯胺或 二甲 氧基苯青黴素（methicillin，又譯作新青黴素Ⅰ）的目的。另外的例子如能抗磺胺類藥物的抗藥性菌種，可改變其目標物DNA依賴性RNA聚合（D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進行轉錄作用之用；氟化的抗藥性菌能改變DNA連接（DNA ligase），使它們不能互相結合，阻斷藥物應有的作用。

DIE

很多細菌可以製造一些酵素，使讓細菌致命的藥物本身化學結構遭受破壞或失去生物活性，這就是所謂的DIE，例如幫藥物加上某些化學支鏈，或打斷藥物分子的部分鍵結。這些機制常常出現在對抗胺基糖類藥物、氯黴素（chloramphenicol）及內醯胺抗生素的微生物上。

革蘭氏陽性細菌常產生三種可使胺基糖類失去活性的酵素，每一種酵素負責在藥物分子上加上一種化學支鏈，它們分別是乙醯基轉移（acetyltransferase，加上乙醯分支）、磷酸轉移（phosphotransferase，負責加上磷酸根）及核酸轉移（nucleotidyltransferase，負責加上核酸），經過這些過程修飾後，藥物就比較不易進入細菌體內以及比較不能與核糖體結合，而不能發揮藥物的活性。而這些抗菌性酵素的基因都存在於多重抗藥性質體（multidrug resistant  plasmids），所以很容易透過基因交換的模式，在細菌間傳送。

與抗胺基糖類藥物的方式不同的是，葡萄球菌屬（stapthylococci）可以產生青黴素（staphylococcal penicillinase），這種酵素能直接水解所有不同種類的青黴素抗生素，使這種藥物的活性大大下降。

結語

近年來，抗生素在台灣的使用，幾乎已達到浮濫的地步，部分醫師與不肖藥局大量提供抗生素給輕微感染的病人，使得抗藥性菌種大幅增加，不僅擾亂了生物界的恆定，也使得嚴重感染的病人之治療更加困難，有關當局應該嚴格限制抗生素之使用與販售，始能緩和抗生素浮濫使用的情況。

其實，很多小病症並不一定要用抗生素才能夠解決，我們體內強大的免疫系統，遠比化學合成的抗生素有效率，唯有當醫師判斷致病原必須使用抗生素時，才 能在 醫師指示下使用；同時，抗生素的使用也有一定的程序，一般來說，必須連續使用一段時日（ 一兩 週或以上），消除所有致病原，同時配合我們本身的免疫系統，消滅已產生抗藥性的突變菌種，如此才能降低抗藥性菌種的產生。但現今一般人怕麻煩，生病大概只吃兩三天藥，症狀稍好，就不吃藥了，這樣非常容易使體內殘存的致病原全部轉變為抗藥性致病原，下次生病，再使用同樣的抗生素，就不一定有效。因此，為了防止抗藥性致病原的增加與擴散，我們應認清細菌產生抗藥性的機制，同時謹慎地使用抗生素，繼續這場人類與細菌的聖戰。

參考資料：

1. Greenwood , D., Sixty years on:  Antimicrobial drug resistance comes of age, Lancet 346(Suppl.): sl, 1995.

2. Levy, S.B.,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 global prespective,Adv. Exp. Med. Biol. 390：1～13, 1995.

3. Sahm, D.F., The role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in the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SM News, 62(1)：25～29, 1996.

4. Sanders, C.C. and Sanders, W.E.,Jr. Resistance to antibacterial agents, Adv. Exp. Med. Biol. 390：15～23, 1995.

過敏病何時使用消炎藥
在國人的傳統裡我們習慣稱抗生素為消炎葯，這種稱呼是有其歷史背景的涵意。早在40和50年代以前，人類的疾病以傳染病為主，所以各種傳染病都習慣上加上〝炎〞字，例如上呼吸道感染稱之為喉嚨發炎；泌尿道感染通稱尿道炎；腦部感染稱之為腦炎等。針對各種感染病，例如梅毒和肺結核，在那個年代，簡直就像現在的AIDS，是束手無策的病。直到抗生素的發現，才慢慢控制細菌性的感染。
由於從毫無對策到可完全治療細菌性感染，加上感染病又俗稱為炎症，所以這些抗細菌的抗生素就很自然的被稱為消炎葯。這種誤稱的結果，很容易導致社會大眾濫用抗生素的可能，也有加重各種細菌產生抗藥性的機會。
因為隨著醫學的進步，我們已知發炎的病不單只有細菌性感染可以引起，大部份的炎症是病毒感染或其他內因性疾病所造成。對於後兩者的病人如果因為聽到發炎而要求消炎藥(抗生素)，其結果當然是醫療浪費，而且增加抗藥性細菌產生的機會，以及自身服用抗生素可能產生的副作用。

舉例而言，一般的上呼吸道感染(俗稱喉嚨發炎或感冒)的病人，十個有九個以上是病毒感染。這類非細菌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如果醫生已認定為一般病毒性感冒，而自己卻要求開抗生素(消炎藥)或自己到藥房買抗生素吃，
其結果對這次生病而言也許只是因服用抗生素而胃口不好、腹瀉或出疹子而已，但也有可能因為抗生素把口腔內正常菌落殺掉，而造成不正常細菌或黴菌滋生，接著引起併發症。
最可怕，但經常看不到的壞處是因為抗生素的存在體內，我們人體內的細菌有可能因為長期或多次的接觸而產生抗藥性，等到自己身體扺抗力不好而讓這種細菌致病時，或者將這種細菌傳染給老人、小孩或免疫力差的病人時，往往因為多重抗藥性菌株的快速滋長而在來不及找到合適抗生素時而致命。
另外一種傷害則是社會成本的雙重浪費，即濫用抗生素本身是一種金錢浪費；
等到多重抗藥性菌種的流行時，醫師們只得使用更貴更新的產品來代替，又是另一種浪費。
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事還是少使為妙。

在此我們不是在鼓吹禁用抗生素，更不是呼籲健保局嚴格限制醫師使用抗生素。最重要的，我們很希望醫生和病家各撥一些時間來溝通何謂〝發炎〞。
只有細菌性的發炎才須要使用俗稱消炎藥的抗生素，或者在沒有辦法排除細菌性感染時才使用。對於一般俗稱喉嚨發炎的感冒(又稱上呼吸道感染)則可不用。相同的道理，腸胃炎也是90%以上是非細菌性感染，不要一味的要求消炎藥。而醫生們或可考慮在非細菌性上呼吸道感染時，避免用喉嚨發炎的字眼，而以一般感冒或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來解釋病情。這樣的醫病關係或許可以節省醫療浪費，減少多重抗藥性細菌的出現，以及減少個人因服用抗生素的副作用。

http://www.cgmh.org.tw/intr/intr4/c8a80/docfiles/antibiotic.htm

MRSA Infection Threatens Us

MRSA＜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infection is now spreading rapidly all over the world in epidemic proportions. Pencillin use was introduced in 1940 and cannulation became a common feature in hospitals as this antibiotic was initialy given IM /IV. ●Visit our site www.u-cann.com and help us stop this threat to our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