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而戰

前幾天在挪威學校做了一場演講，我特別找出了一些以前的老作品，其中包括在Frank Gehry老師的設計課所做的小住宅設計﹝參見照片﹞。這個設計我稱之為「蛆屋」，是參考海底生物的造型，將不同的使用空間量體一個個串連起來。

當時Gehry老師並不那麼出名，由於有一位同學退選他的課，我才有機會進了他的工作室。那時，Gehry老師正開始發展魚形和蛇形的單體空間，看到我做的這個蛆蟲，倒是喜愛有加。之後，我變本加厲，用兩個人在鬥毆的場景，交代了另一個住宅設計練習。後來，這方案被選出來展覽，並登在該年的學報上，成為他的工作室的代表作品。

我在演講中盡量避免給學生一個攀附Gehry的印象，誤以為我是在吹牛皮。我特別提到他的設計教學是想指出Frank Gehry的設計方法和Oskar Hanson的「開放形式」理論很相近，現在大多數人只注意到Gehry設計的奇特造型，甚至把他歸類在數位建築之派系，可說是一大誤會。

講完之後，和一位朋友聊天時，說到應該要想辦法請Gehry 來一趟；其實在前幾年我就曾和Gehry說過此校，但在這幾年若不是有案子要給他做，多半很難讓他移駕；我想到再過幾年他的年紀會不允許他繼續經營事務所，可能比較能請得動，發現他去年已過八十大壽，而感慨建築師一生真是至死方休。

看到新聞報導，美國在海地的搜救隊和台灣的搜救隊爭功，竟然在我方人員工作的上方鑽孔。

這裏顯示在國際之間的鬥爭一向很血淋淋，老美自然是其中最強勢的一幫人。遇到這種情況，我們不必硬幹，但是，仍需盡力爭取表現的機會，這是我們外交人員該認真檢討之處。

如何在國際媒體上看到我們搜救隊的身影，是一大課題。

首先，當代建築師養成教育已和大學教育結合，認為建築是一種需要普及的知識，而具有通識教育的導向，和古早的工匠制度有區分。

目前，世界各國是將工匠技藝的傳授放在高中到專科階段的技職教育裏；在北歐地區，一般高中畢業後，大約十九歲到二十歲之間，必須進入技職性高中〈或稱為專科〉修習兩年，才能進入大學，也才能念建築系。

台灣的大學和職校分成截然不同的兩條路線，大多數人希望進大學，而念大學是讀書人的事，使得大學的建築教育和實際就業環境之間產生極大的矛盾。

另一方面，二十世紀中葉以後，亞洲地區開始引入現代的建築施工技術，並模仿歐洲地區由來以久的建築師行業，建立設計工作室〈事務所〉與工會制度，逐漸將建築師推上現代專業分工的精英階層。

實際上，我們的大學教育與技職教育沒有連繫，完全脫離了工匠傳統，同時，強調建築師是有科學頭腦的工程師，和歐洲重視人文藝術通識的老路相較， 也早就分道揚鑣。

總之，建築和人文工藝分不開，淺白的說，沒那麼專門，也不那麼學術，建築教育也因文化、地理、氣候、社會、經濟條件的不同，而多種多樣。

最近看到幾位教授寫的有關台灣建築教育改革的研究報告，心中一時湧上些許愁悵，我們還要在跌跌撞撞的現代化過程中造就的建築教育裏磨蹭多久呢?

這份報告有各校教學現況的統計數據，提議要針對各校的教學課程進行認證核可，並增設實習學分，以維持一定的水準，也關切教授資格認定的問題，如同一般研究論文似乎面面俱到，但是人人心知肚明這是在表面上做文章，不是要挽起袖子拿著鐮刀鋤頭去幹活。

基本上，台灣建築教育的內容大有問題，我們只是引進了現代營建技術依樣畫葫蘆，懵懵懂懂地幾十年下來，剛吃飽穿暖也有個地方住，其實還沒來得及認識建築，遑論分辨清楚什麼是自己的傳統或是外來的現代。

今天剛收到挪威學校的電子耶誕卡，這次放的是學生在非洲待了十幾天，運用當地的簡易材料與工法所蓋的一個小房，名之為「在外國文化中的建築」，顯示出建築原本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事，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這和我們移植來的專業主義與偽裝的學術面具大不相同。

前一陣子，這所學校準備聘任幾位時數較多的老師，我和一些兼課老師被找去審核資格；他們請了外面的人來評審，結果出乎意料我已具有這裏的教授資格。高興之餘，卻又勾起當年申請以作品升副教授的痛苦回憶；挪威的審查只需要履歷和十個代表作品的照片，記得為了教育部的大審，我送了兩大箱資料，然後是不知究理地不了了之。

幾個月前，台灣藝術圈成立了一個新的當代藝術的民間團體，我注意到發起人和其中幾位藝術家是長年在國際上努力經營拓展的朋友，他們將入會的條件訂的比較高，似乎不打算讓一般文藝青年或是外行人進來，看來是想悶頭搞一個與世界各地的「當代藝術中心」至少並駕齊驅的先鋒組織，以從事記錄、研究、開發、串聯，走出新的方向。

原則上，這種「當代藝術中心」可說是全球化無國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之一，立場必須十分超然，不宜標榜為國為民，甚至要和當地社會、政治、經濟的條件脫開，所做的事才能夠客觀公正；不過，在實際上，能做到誰都不靠，自力更生，說自己要說的話，罵該罵的人，自然很不容易。

最近去里加訪友，恰好他在那裏的當代藝術中心有場演講，我興致勃勃地過去捧場。在冬雨夾著雪花的寒風中來到一條蓋滿新藝術運動風格的建築的大街，「拉脫維亞當代藝術中心」是在轉角的一棟老建築的頂層。進門一探，裡頭的人看到東方面孔顯得有點訝異，我已習慣和一些沒見過世面的歐洲佬打交道，就逕自找人說話，發現中心的負責人在場，也就攀談起來。

這位女士特別向我提到愛沙尼亞的當代藝術中心是依賴國家的補助，主要在為政府策劃國際性的展覽，而他們這個單位完全是一個非政府組織，錢要自己到處去找，她指給我看一張展覽文宣品上有數十個贊助單位的標識。

當晚中心請了三位藝術家來談他們的作品，還有一位生物學教授來談一個法國藝評家的相關理論；講者和聽眾是擠在圖書室的書架之間，算算這個空間最多只能容納二十來人，大家卻是安然自若。演講活動結束之後，中心負責人和幾位工作人員，以及請來的藝術家，加上我這不速之客，仍聚在一塊兒喝葡萄酒聊天，一直到午夜方休。

回來以後，我仔細閱讀了那份展覽文宣上這位負責人寫的策展序言；展覽的名稱是求生術，她的構想是邀請藝術家利用市中心因經濟危機而倒店的空間，提出各種因應未來人類生存需求的開店方案。在今年拉脫維亞濱臨破產的狀況下，她的當代藝術中心居然還有辦法召集各地近百位藝術家，在市區十八個地點推出了一個禮拜的展演活動，尤其展出的內容緊扣危危颤颤的社會現實，讓人們了解到藝術不是風花雪月的事。

在另一方面，這種在城市中選擇為數不少的空間點，引入創造性的行動，並置入短期的微小設施與活動的策展方式，雖然並不新鮮，但已然是一種「微觀都市方略」。

在靠近里加火車站的老城區邊上，有一座賣報刊雜誌的亭子，我之前來里加幾趟，看到四面是封死的，以為是一個已經廢棄的建物。這次經過發現裡頭有人，打聽之下，據說這個小房子是在蘇聯時期就有了。

這個亭子怎麼看都有點像台北的101，甚至可說是台北101的原型，心想為何在波羅第海地區會出現如此相仿的東方形式？無獨有偶的是，在不遠的河邊綠地上，還有一棟木構造的賣茶葉的店，看上去是經由比較成熟的建築師之手，且可能多少參考了天壇祈年殿的結構與造型。

這兩棟房子所表現出來的東方建築風格，並不只是表面樣式的模仿，和一般在歐洲內地可以找到的仿日本或中國建築的例子不同，尤其和比利時布魯塞爾市區那些令人發噱的中國式建築不能比擬。

我猜想這裡有關東方建築的訊息也許是從西伯利亞傳遞過來，中亞地區的民族受到佛教的影響不小，佛塔的造型對他們並不生疏，同時，由於地緣關係，俄國人對於中國的興趣與了解，也似乎遠勝於歐洲人。

我這麼說是因為平日常去一家俄國人會去的小飯館，那裡找錢用的碟子底下押了一張福字的春聯貼紙，每次從那碟子上拿回幾個銅板，令我恍然不知身在何處。

幫忙籌備了一年多的「Team 10與當代中國」的活動馬上要在廣州登場，這兩天必須趕緊整理一下講稿；在文獻中我注意到一張早期的文宣資料，上面有幾條刻意彎成弧狀的字句，其中一條是寫著：「何時建築將帶來完全不同的品質與解決方式？」不一會兒，窗外開始飄起雪花，一時思緒湧上，想到自己在90年代末期開始到處搞「都市閃光」(Urban Flashes)，此刻終於發覺並不是偶然，可能下意識裡和Team10這一小撮自外於主流的建築師有共通的想法，對於當代建築與都市發展的方向不滿意，總得另尋出路。

在組織上Team 10十分鬆散，所以一直沒有完整的紀錄，讓人覺得不是個正規的團隊；「都市閃光」也多半是我認識的一些朋友，大家的看法比較接近，就湊在一起做點事。實際上，保持這種不限定責任義務的成員關係，並不是為了追求自我放逐，有另一層重大的涵義，在於認同人類社會自然生動的互動狀態，反對強制性的層級組織，這也是Team 10壓根兒對可怖有意見的內在因素；Team 10 的立場是建築與都市必須配合社會生活的內涵，任何脫離的外加系統都是對老百姓的玩弄。

表面上看，Team 10成員作品的特色在於分化開展的量體，並重視居民參與與個人化的空間處理，荷蘭的學術界還給他們掛上結構主義的牌子，容易讓人誤以為又來了一個造型的派別。仔細分析起來，Team 10有幾個信奉的原則，其一是建築設計是在於提供一個空間的關係，這個空間關係也就是在地的社會關係。其二，在基本的空間架構中，嘗試提供多樣、可變與生長的可能性。其三，充分尊重個人的行為與生活方式。

要做到這些有點像是空談，因此也予人理想主義的印象。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現在我們倒是可以看得很清楚，未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走向已逐漸往這條路上走，各類型的做法也在陸續發展當中。嚴格來說，「都市閃光」的結夥砥礪，以及對於人性環境的信念和Team 10十分接近，在工作方法上，受到不同時代的典範與經驗的影響，Team 10是從宏觀著眼，「都市閃光」是自反向從微觀切入。

在觀念上，我們已經放棄尋找一個整合性的結構；任何一個固定下來的空間模式，不論看起來多麼自由或多元，最終還是一個死的造型。只有徹底擺脫這種無謂的追求，反過頭來，重視構造物之外無物空間之間的聯繫，即使是造就一道閃光，建築與都市發展才可能有機會更生。這也許是一種道家式的生活哲學，再次從東方點出人類文明的長久之道。

這幾天在台灣吵吵鬧鬧的有關進口美國牛肉一事，突顯出台灣長期以來必須依賴美國生存的事實。當台灣生活水準提高，國家競爭力也在世界主要已發展國家之列，人民的自主意識也隨之強化起來，但是整體上對於如何調整台灣的世界角色與立場，仍然處於懵懂不明的狀態。

記得遇到過一位來自夾在波蘭與立陶宛之間名為加里寧格勒一小片俄國領土的人，閒聊間此人語出不俗，他比喻台灣是美國這列火車中的一節車廂，可說很微妙的說明了台灣的處境。不論藍綠，台灣社會流傳的政治意識往往是跟隨在美國之後，藍的依舊卡在冷戰前的國際觀，綠的不得不考量美國的現實利益，以取得支持，兩黨的基本方針都擺脫不了必須執行美國的指令。

當中國的力量逐漸恢復以來，一時之間確實讓台灣的政府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這兩天報上出現一篇評論錢學森的文章，文題十分聳動，稱之為「台灣的教訓」，其中提到美國放回了錢學森，讓大陸發展了先進的武器，以致「彈道飛彈技術擴散到巴基斯坦、北韓、伊朗等國家」，最後引申到台灣不應排擠外省人或那些有「家庭、資金，甚至記憶」的人，「到時候台灣還剩下什麼？台灣又犯得起當年美國把錢學森逼走的歷史錯誤嗎？」是為「台灣的教訓」。

的確台灣應該重視人才，不宜因政治立場而相互傾軋；可是全世界只有美國有毀滅性的武器，不是也很奇怪？這位仁兄所擔心的事，其實是美國人的問題，巴基斯坦、北韓或伊朗吃飽沒事會找台灣的麻煩嗎？台灣在大陸飛彈的陰影之下，除了向美國輸誠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出路呢？

北歐地區的人初看起來挺酷，久了就會發現完全不是那回事，冷冷又神秘的樣子往往是因為害羞而板起面孔的結果；整體而言，他們應該算是全世界最內向的一群人，幾乎沒有人善於和其他人交往，不過，這些人卻有全世界最開放的社會組織，似乎也是為了彌補溝通不良的先天缺陷。

挪威最近開放了全國人民的稅收資料，只要上網就可看到別人的工作、收入或繳稅的狀況。這個在大多數國家完全行不通的一件事，在挪威只引起了一些爭議，除了壞人可能藉之犯罪之外，議員擔心的是學校裏有錢家的小孩被奚落等等。

內向的人在兩性關係上也比較拘謹，人口出生率相對比較低，北歐地區的法律不准男人嫖妓，抓到了只罰男的，以阻止國際間的人口販賣。不過，北歐地區卻給人性觀念開放的印象，除了常見以長期同居方式來取代婚姻模式之外，同時，有一些「夥伴」允許有第三者存在的狀態下持續關係。

學校裏還在唸書的未婚媽媽很多。在這個社會背景之下，未婚生小孩不是一件可恥或可悲的事。國家會照顧是不可悲的主因，由於沒有生活壓力，家裡多了一個可愛的小孩，對未婚媽媽的父母而言，並不難接受。而年輕人一時昏了頭，想生個小娃，其實是自然而然的事，在人丁少的地方，恐怕還是值得嘉許的行為。

仔細想想，他們認真地面對暗藏在傳統社會規範下的實際狀況，以及自身的需要，並從各方面輔助導引，顯得冷靜而有智慧。

從東亞高密度的地區來到人煙稀少的北歐地區，不同時空的感受特別深刻，不只是語言或文化上的變化而已，讓我不時思考由於人的數量因素所造成的各方面影響。

人少的社會競爭少，糾紛也少，訂一個規則做事容易些。

人多的社會明爭暗鬥，各種各樣的想法統合不了，而不得不採用高壓式的治理模式。

人多的社會人情多，朋友之間來往的機會多，孤單的狀況比較容易避免。

人少的社會必須自己過，日久也欠缺與人交往的經驗，生活上顯得寂寥的多。

人少的地方市場太小，生意不好做。作家辛辛苦苦寫本書，但是看的人太少，和我們「大江大海」般的反應比起來，真是可憐。

人多的地方做點小買賣，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白手起家的故事並不太希奇。

不過，人多窮人也多，貧富差異大。人少大家一樣窮，或是在北歐國家重視社會福利而均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