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大眾時代，大眾時代廣場
台灣有沒有可能因為倒扁風潮，而發展成一個類似五四運動的社會革新？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溫習五四史。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與國在法國舉行凡爾賽和會；中國是屬於戰勝的協約國之一員，舉國相信長年被佔領的山東，會因為德國的戰敗而回歸中國。令人訝異與憤怒的是，由於戰爭期間幾個協約國間的密約，迫使中國必須接受將未進門的山東轉讓日本。當時的總統是徐世昌，而被指賣國的眾人抗議標的則主要是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三個親日份子。五月四日，北京數所大學學生集合示威遊行及罷課，爾後五十餘天，示威、鎮暴、罷課、逮捕，從局部的學生運動擴大為全國百餘城市學生的罷課示威，乃至社會工商界的罷工罷市呼應，以及大專校長因北大蔡元培被黜而集體請辭等等。六月廿八日，中國代表在預定簽約的會中，拒絕對德簽約。
五四有個遠因，是清末的積弱不振，導致割地賠款；有個中長的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有個近因，是凡爾賽和會。當時人民體認到的是外侮的可恨與西方的先進；因此當明明可以因戰勝而重獲自主，卻發現仍被強權出賣時，所激起的怨氣，爆發力是非常強的。這股爆發力之強勁，沒有因為確實拒簽了和約而完全疏解，而在後續幾年，昇華為一股改革求進步的能量。這股求進步的能量其實萌發已久，且在五四之前已經緩步進行，而在五四之後，藉著這股力道向前推了好大一步；我們可以說，這股改革風潮，是藉由五四的衝突而提昇其能量及整體社會的關注，因而成就的。
倒扁運動也有遠因，是老蔣的２２８事件及之後的威權統治；也有個中長因，是2004兩顆子彈之後的“無為”而治；也有“近”因，是自高捷外勞暴動以來陸續曝光的貪腐弊案。人民的反感，淺顯的是對主政者貪腐的痛恨，但深層的則是對政黨意識型態的愛恨交加、對政客分化族群的憤怒又默許、以及在衝撞過程中終於驚覺的體制（司法與制度）對人民的欺凌。
五四與倒扁有幾個本質上的不同。首先，前者是有個外在的共同敵人，因此很容易在國內產生同仇敵愾（雖然並非人人贊成罷工罷市），後者則是國內人民之間意識型態上的矛盾，因此難以產生全民的共識；在某些場景中，是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衝突。其次，前者有個「期限」，有個攤牌的決戰點，就是那個預定簽約日；後者則是個無法預期結局的「僵局」。就這兩點，使得倒扁運動要轉化為社會革新運動，在能量的鼓動上少了不同意識型態間的共識，在時間的蘊釀上見不到暖身運動後的鳴槍起跑點。
倒扁的部份特質，反而與美國內戰（1861-1865）有幾分相似。首先，兩者都起因於內部意識型態的歧異；內戰是反蓄奴主義對抗奴主，而蓄奴的既得利益者又結合了區域主義成為其背後的政治勢力，因此演變成支持蓄奴的數個州政府宣佈脫離美國而獨立，進而引發國土統一戰爭。其次，兩者在過程中都看不見結局的時間點與可能結果。由於這兩點的類似，美國因為內戰而衍生的社會改革，其過程反而更適合做為台灣的參考。
美國內戰有個遠因，是1830年代的廢奴與反貴族政治運動；有個中長的因，是1857年的金融大恐慌（The panic of 1857）；有個近因，是不支持蓄奴的林肯獲選為總統。當時民間產生因文化差異而導致對奴隸制度的意識型態衝突，同時夾雜了對政治體制的不滿，而以國家統一為流血衝突的師出之名；「統一」夾帶了反蓄奴的訴求。當主張解放奴隸的一方勝利，社會改革等於取得了體制上的強勢與正當性。這場戰爭，摧毀了類似貴族封建型態的政經體制，也間接為爾後的資本主義路線舖下了坦途。
美國因內戰而發生的改革，主要是在奴隸制度的廢除，以及其所連帶的政經體制上的自由平等。這股改革風潮，在之前延燒三十年而無法一舉成功，直到發生內戰而驟然增溫，但真正改革的起始點，是戰爭結束日。美國人並沒有在「文化差異」上做文章，只是在體制上及某些特定議題上，強調社會價值觀的一致。
反觀台灣的倒扁，如果要將這股能量轉化到社會改革之路，除非走上流血衝突的路以激發人民的亢奮情緒，否則只能依靠紅軍被壓制的怨氣餘溫，悶燒到一個起燃點。流血衝突的路，目前看來得到的支持並不多；至於靠怨氣的悶燒，則有幾個起燃的機會。無論如何，真正改革的起始點，都要等到扁下台；這猶如五四的起於拒簽對德和約，及美國的內戰結束。（雖然起始點在於一個未知的時間點，但是在那之前，我們有許多要進行的準備；容我以另一篇文章詳談）
流血衝突要能成功，必須有很強而引起共鳴的論述基礎；論述基礎不穩固，運動無法得到更多的認同與支持，則面對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不免蚍蜉撼樹。至於怨氣悶燒，第一個可能的機會是在北高市長選舉。選票是民進黨最大的罩門（這是民進黨要提昇格局時，最應反省的事；但是另一方面，藍營經常低估了綠營選票的穩定性），如果民進黨慘敗，那麼黨內的改革才有噴出的可能，這股黨內的改革能量，有機會與紅軍的改革匯流，成為真正的民意主流；另一方面，要依法律的體制倒扁（立法院的罷免或是公投成案），非得由民進黨內部清黨不可（這件事也反映出另一個有待改革的體制問題），因此第一個改革的可能起燃點，就是選後的倒扁成功。只要倒扁沒走上流血的路，則依扁及民進黨的行為模式，任何司法偵查結果的處分或判決（譬如國務機要費的刑事偵查），都無法造成扁的下台，不管司法是否獨立（雖然我並未否定司法改革的迫切性，也並未肯定司法現狀的獨立性）。司法的處分與判決，頂多影響流血衝突獲得支持的程度；我不相信民進黨真的會因為司法偵查結果確定對扁不利而起來肅清扁。這是紅軍應該認清的事；不要過度期待司法對倒扁結局的幫助（我並非暗示不必向司法呼籲公正客觀）。
如果北高市長選舉並未如紅軍的期望，那麼這股怨氣只能悶燒到下一個可能性：任期結束。扁的任滿下台，並非意味社會改革會自然發生；當下一個選上的主政者還是綠營的人，那麼悶燒仍然無法點燃。唯有綠營在總統大選上輸了，改革才有機會開始。倒不是冀望綠軍的反省，而是綠軍心裡明白，當他們想在接著的四年內抗爭什麼，依目前絕對有利於執政黨的體制現況，抗爭難度很高。八年執政，讓他們很清楚體制裡到底哪些地方是關鍵；那些關鍵其實是之前某些個有心機的人佈的局，而被民進黨誤打誤撞得到的便宜。因此，發動制度改革的，是那時下了台的民進黨；而紅軍的社會改革只是趁便搭車的角色。
這樣的結局，未嘗不是好事；但是如果有心人想要我們的社會在來日的改革裡，有個正確而有利於國家長遠發展的改革方向，能做的就是現在開始為那場改革做「烘焙」。
我會為這段「烘焙」，進行另一篇論述。
2006/10/25 於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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