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２２日，報載領導紅衫軍運動的施明德先生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個人雖仍祝福其得獎，但難免心頭五味雜陳。
我因施先生當年對抗極權統治的努力而感動；那是我做不到的事，我相信台灣乃至這世上，也沒有太多人能有他當初的付出與堅持。
他在台灣民主進程中，佔有一席地位。
不過談到諾貝爾和平獎，我不得不以另一種標準來評論。
諾貝爾希望將和平獎頒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
如果狹義解釋這段話，那麼在台灣理應「鼓吹藍綠(或紅綠)和解，呼籲抵制軍購，倡議或呼應支持呂秀蓮或其他人提議的藍海咖啡會談」。
它相當於鼓勵「紅衫軍解散(甚或不應鼓動集結)，卸下武裝不反抗中共犯台，認同政治阿Ｑ」；這當然是個荒謬的解釋。
我並不精確知道諾貝爾和平獎的給獎原則，我用我的想像來賦予它一個崇高意義。
我認為，單鼓吹和平是不圓滿的，應該至少要以聲張正義、挽救苦難、成就共同最大利益等等為其前提或是目的。
而受獎者，應該要是努力完成、盡力促進、或是宣揚理念改變人心者；如果因為他的努力，而得到非常多人的感動、認同、與尊敬，則是個很好的指標。
以紅衫軍的例子說，應該要打擊不義，但是鼓吹「和平手段」，而不是狹義的避免衝突；應該要盡力宣揚並促成以和平手段反貪腐政權，乃至推動社會改革。
於是，我以兩種觀點來評論施先生是否值得獲得這個獎。
第一個觀點是「是否致力促進與鼓吹和平反貪，或是宣揚理念改變人心」。
施先生所帶起的這個活動，確有提到對不義之事的不滿，包括既有政權的貪腐、族群的被撕裂等等，而其帶領的決策核心，確也已經為不同意識型態者共事，立下先例。
至於提到「和平、非暴力」，在官方網站上的資料，最早出現於９１５圍城前夕，提出的主因應是考慮到圍城時能否以非暴力訴求，得到更多認同，進而使圍城的聲勢更浩大。
後來這個訴求，定調為「愛、和平、非暴力」；可惜的是，這個口號，卻不在其官方網站成為醒目主張。
整個反貪倒扁運動過程，自８月１０日公開呼籲百萬人捐款倒扁，到本文完成為止，我並未見到施先生為了「促進與鼓吹和平反貪」到處奔走，凝聚各界共識，或是四處「宣揚和平正義理念」企圖改變人心。
我的證據至少包括：
１．紅衫軍民眾對他的種種質疑，並未見到他積極的勸說與促進；例如關鐵門決策的原因、自囚的意義、少有倒扁活動的持續作為
２．官方網站「與施明德對話」裡，高度選擇性回覆（自１２月５日至３月３日為止，要求對話者凡６３９則，僅回覆４９則）
３．他的活動範圍僅限於凱道、台北車站、自囚處等，曾經出國兩次（１２月初泰國，及２月赴美日）；並沒有奔走於各界，呼籲和平革命的公開行程。
４．連決策核心的副總指揮群，對於「和平手段」都並未有完全的共識；顯然他並沒有說服副總指揮群，不要以暴力、衝撞的形式進行抗爭
５．他的決策模式是獨斷的，不是說服的；不是「推銷」，而是「強制」。
以「致力改革社會」的觀點說，這獎與其給施明德，還不如給龍應台，一個持續以筆桿子，企圖改革台灣二十幾年的作家。
以「致力救贖弱勢」的觀點說，這獎與其給施明德，還不如給李家同，一個持續以種種努力，企圖為台灣弱勢學子創造機會的學者。
這兩位在倒扁之初，被誤為反倒扁的社會良心，竟諷刺的成為比施明德更值得被頒獎的人。
做為一個可能獲選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他的努力，顯然太少而短暫。
第二個觀點是「是否因致力促進、鼓吹、宣揚，而得到人們的感動、認同、與尊敬」。
有多少人感動於他這次倒扁運動的付出？有多少人認同他的付出？又有多少人因他的付出而深深尊敬，乃至引為處事楷模？我沒有客觀數據。
就從百萬人來分析吧！
捐款的百萬人，乃至在關帳號之後還想捐款的人，以及９１５上街的３６萬人，是最可能的「受感動者」。
以「和平非暴力」口號出現於９１５前夕來看，百萬捐款者並非因為感動或認同於「和平」口號而捐；那恐怕純粹是出於「倒扁反貪」的共同理念。（龍應台的猶豫不捐，不正是不願支持可能暴力的集會？！）
雖然眾人訝異於３６萬人規模的出現，沒多少人能精確點出這規模出現背後的主因。
也許可以猜測，「沒有”和平非暴力”口號，不可能這麼多人」。
如果這個猜測為真，那麼到底是「人民本就主張並認同”和平非暴力”」，還是「”和平非暴力”的努力感動了眾人」？
答案恐怕是前者。
既然如此，有資格受獎的，是「本就主張並認同”和平非暴力”」的人民，還是「以”和平非暴力”為行動認同」的呼口號者？
殘忍地說，在角逐和平獎上，他等於是「躺著選」的。
也許他該代表台灣幾百萬個心懷和平、但是對政權領導人不滿的人民受獎，而非以自己的努力受獎。
儘管我不能說他在這整個運動至今，對台灣沒有貢獻，但是在「贏取諾貝爾和平獎」的前提上，他的努力尚不值得以這獎榮耀他。在面對和平獎的提名上，他應該更謙虛，更反省自己是否值得受這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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