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偉大在於無奇

環境正義是重建的前提

吳介禎 

地理學居於歷史之下的問題

空 間理論家愛德華‧索哈(Edward Soja)認為傳統學術偏重時間與歷史的重要性遠優於地理的重要性，導致現代主義過於倉促地摧毀或取代傳統。現代主義凸顯全球化所造成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同 時性，而後現代主義則因其速度對距離的改變造成空間的重構。索哈認為糾正這種不平衡的現象是後現代主義地理學必要的前提與希望，他因此提倡重建空間與時間 的關係。  

索哈呼應米歇‧傅科(Michel Foucault)對撰寫「空間史」的努力。傅科認為十九世紀的人迷戀歷史，耽溺於過去的時間與死去的人，而如今則是空間的時代，是同時性的時代、並置的 時代、分散的時代。人類對世界的體驗不再是悠遠的歷史，而是相聯結的點和線。這樣的轉變可能是來自於隨時間演變的意識型態與人類在空間中棲止的現實終於互 相抵觸了。 

空間被處理成僵死的、固定的、沒有對話性的、無動力的。相反的，時間是豐富的、多產的、有生命力的、有對話性的。 

~米歇‧傅科

傳統對歷史的創造封堵了人類在社會裡的空間性，這種被忽略的人文地理學包括了空間的創造與地理景觀的塑造與重塑，甚至包括勞動力移動的紀錄、氣候災民(climate refugees)遷徙的過程等，是和時間與歷史並行的，因此地理學的探討至少應該要有對歷史探討一樣的深度與廣度。 

長期對地理學的忽略，導致人類對自然的剝削與濫用。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認為資本主義在特定的時點上，根據自己的想像和需要，創造社會的或物質的地景，其後又免不了殘害這些地景。這也是資本主義內在必然的衝突。在資本主義的運作下，空間被機構化、地區被階層化，以符合當代對「進步」的追求。索哈則認為這種「演進」的意識型態(亦是歷史主義的一種形式)，可以幫助資本主義運作時迴避面臨新與舊的衝突、傳承下來的秩序與希望建立的秩序之間的扞格。 

哈維在《自然、正義與差異地理學》(Nature, Justic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一書中抨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皆認為人類對自然的宰制是理所當然的。哈維指出啟蒙運動使人類相信對自然的控制可以讓人們對自身的了解更為透徹，因此可以獲得解放。 這樣的態度一直持續到今天，而人類對自然的精密調查與理解是為了將自然人造化。而在以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為主軸的當代社會裡，環境是被資本流通所定義的，人類將環境視為一種可以獲利的資產。

哈 維進一步抨擊布爾喬亞政治經濟的發展邏輯，自認為是分配自然有限資源的主事者，並且理所當然地回到以貨幣為單位的市場機制裡，時間與空間都被轉譯成可計算 價值的東西。哈維舉例在新英格蘭曾經有一個印第安原住民居住的森林，因為原住民有某種火燒森林的特殊傳統，這個森林反而繁衍出非常多樣的物種。然而當歐洲 殖民者進入這裡並積極「轉化自然生態」以後，印地安人不但無法延續原來的生活方式，還為新的疾病所苦。工業化與都市化後，人類更將自然視為提供都市資本累 積的後援。 

環境正義的環境歧視

美國生態學家與森林專家阿多‧李奧帕德(Aldo Leopold)在一九四○年代提出「土地倫理」(Land Ethic)一詞，將社群的概念擴及土壤、水、植物與動物。李奧帕德表示：「如果一件事物能保存生物社群的完整性、穩定性與美，它就是對的，如果相反就是錯的。」土地倫理為往後的環境保育運動提供了有前瞻性的框架。土地倫理反映環境意識，並強調個人對環境品質的責任。 李奧帕德希望以土地倫理的概念轉變人類自以為是征服者的角色，並對同樣是一個個社群組成的生態系有所尊重。

六月，我有時會在羽扇豆上看到露珠，讓我懷疑這塊沙地真的那麼貧瘠嗎？…然而經濟學家們知道什麼是羽扇豆嗎？

             ~阿多‧李奧帕德，《沙郡年鑑》(A Sand County Almanac) 

一九八○年代美國一群飽受工業污染所苦的非裔人士、墨西哥裔人士與印地安原住民發起一個環境正義運動(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將民權與社會運動的概念擴及環境。由於工業污染已經造成日常生活與健康的嚴重負擔，這個運動打破了過去少數族裔鮮少參加環保運動的慣例，也促成較主流的環保團體如綠色和平組織等開始招募少數族裔加入運動。

其後環境正義的概念被延用在水土保持、原住民權利與永續性等等議題。環境正義牽涉環境歧視(Envrionmental Discrimination)的問題。當遇到天災或人禍時，弱勢團體一定受害更深。資本主義對生產效益的高估、對自然環境負擔的低估常使經濟地位較不利的社群付出比一般人更高昂的代價。瑞士外交部駐非洲官員昆特‧貝契樂(Guenther Baechler)在他對社會衝突的研究中指出，環境歧視特別容易出現在現代化發展中，資源分配不均時。聯合國的環境與安全組織(ENVSEC)一份對中亞的研究報告也指出，在資源匱乏時，特別容易發生「生態邊緣化」(Ecological Marginalization)。 生態邊緣化會造成五種現象：農產品產量不足、其他產品產量不足、受影響民眾的遷徙、社會隔離惡化、社會機制的中斷。然而在環境資源上弱勢的族群一旦必須遷徙，又會牽涉其他類型的資源爭奪，造成社會衝突與新型式的環境歧視。

因為八八風災而必須遷徙的民眾而言，原本就是在地理上處於不利地位的族群，在天災(或因人禍加劇)中受害更深。而在生還者遷村的考慮中，仍舊面對資源爭奪與環境歧視等各種可能的社會衝突。這樣的惡性循環，使得災民的處境更加惡劣。《環境難民》(Envrionmental Refugees)作者安德魯‧席姆司(Andrew Simms)認為現代社會最大的醜聞就是住在鄉村裡的貧困鄉民為了支應都市富裕階級的生活，失去自己的家。 

事實上，地圖/地理/地質的變化充份反映著權力與階級的分佈。在環境議題日益劇烈的當代社會裡，傅科、哈維與索哈等人對空間與地理政治學探究的呼籲，以及環境正義才能確保環境安全的前提，就更顯得急迫了。

(原載於藝術家雜誌2009年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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