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下面那篇新聞。我基本上覺得百大維新很屌，清華思沙龍很機掰XD。不過我現在讀的是清大囧。

我現在比較常在PTT2的個板上寫些抱怨文。板名是Waitingf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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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清大那一段，思沙龍那天只請了兩個土木系的教授和民進黨市長候選人來（他們的說
法是三個候選人都邀了，但只有民進黨的肯來，所以還在台上準備了兩張超高級的靠椅「
虛位以待」）。

並沒有特別邀請居民和商家。
到場的多是學生，來了一兩百個，把一個很高級的演藝廳坐滿。

一開始放了古川町的紀錄片，之後就開始談友善行人的空間、社區營造等等議題。整個場
面非常和諧。候選人一直以「交大教授、社區居民」的身分談一些模糊的東西。教授、主
持人、乃至後來發言的學生，都沒有進一步追問的意思。請來的兩個教授則一個從頭到尾
沒邏輯、一個大致分析了社區營造的著力方式，讓我覺得還算有收穫。至於主持人則從頭
到尾講帥話。像他自我介紹就寫：「王俊秀，著有華人世界前三本環境社會學專著」，言
談間許多諸如此類的自我標榜常常令人不舒服。雖然他長期從事環保運動、帶隊救災、搞
清華學院和思沙龍，這些事都還蠻有意思的。（清大不知道為什麼老師都走得比學生前面
許多）。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既有的偏見作祟，不過整體而言，我並不覺得這場座談會對問題背後
的結構因素、座談之後的行動方式有什麼深刻討論。其中教授雖然講得還不錯但畢竟也不
熟宵夜街議題，無法進一步提供實際方案。

至於學生的發言則是被無形中限縮的。要回應、討論的到台前排隊，累積三個人發言後再
統一由台上三人輪流回答。這種應答方式本身就是斷裂的，很難接續討論下去。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則是一個將近五十歲的中年男子。消瘦、理平頭、穿拖鞋及暗色系的
破舊背心，抱著一大罐裝開水的寶特瓶走到前頭排隊。麥克風傳到他手上，他開始對著候
選人抱怨自己做為一個新竹市民，當初選擇到這附近來上班是如何如何辛苦，如今海嘯過
後日子又更不好過了云云，扯了很多個人生命史、與宵夜街完全沒有關係。

台上西裝筆挺的教授、主持人在舞台光鮮的燈中靜靜地俯視著台下的中年人。主持人「善
意地」打斷：「不過這些跟宵夜街的關係是？」而男子還是平穩、無奈地自顧自闡述著生
命史，一旁穿著小洋裝的思沙龍工作人員則禮貌地提醒他「時間到了」。舞台下開始出現
學生們的掌聲。他繼續說著，學生們戲謔、逼他閉嘴的掌聲也就更加地激烈而綿長了。我
朝思沙龍的「總監」看了一眼，他也用力鼓著掌、和身旁的同學笑鬧著。

最後中年男子的話才被主持人打斷。穿小洋裝的工作人員取過他的麥克風。他默默獨自離
去。之後的教授回應中，沒人提到他所談的任何問題。只有候選人提到：「其實剛剛那位
先生我是可理解的」。

在那個當下，我所感受到的強烈的荒謬與感傷是，「這些學生所嘲諷、所趕走的，不就是
他們口口聲聲要協力、要溝通、要站在一起的『社區居民』嗎？」為什麼所有人都不曾檢
討「座談」－－這種文化資本愈高說話權力就愈高的場合－－作為一個與居民「對談」的
場合的荒謬性？而可以毫不猶豫、不留情面地，嘲諷一個居民不懂「規矩」？

那讓我想起幾個禮拜前，思沙龍招生說明會那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機巴話，是這樣的
：

那個「總監」在致詞解釋思沙龍精神：「思考、關懷、行動力」的時候，提到，「我們強
調行動力，但我們『不是叫大家去搞社運喔！』」（不過到底他們要怎麼『行動』，我也
不是很聽得出來）。

我在開放發問的時間起來質問那個總監，「你們說自己不是要『搞社運』，但就我來看，
你們找居民、找候選人來做這種社造的座談會，本身就是一種社運的形式，請你說清楚『
不是要搞社運』這句話背後到底是什麼意思？我會問這問題是因為，在你們行動和聲明的
矛盾背後，似乎有一個對『社運』的預設與偏見。我希望你能解釋這點」。

後來那個總監如何解釋他們面對「社造」與「社運」之間的關係，我已經忘了。不過大概
就是扯到其他例子去，然後避重就輕地帶過罷，用那種我一向最討厭的辯論社口吻。而關
於「社運」的解釋，他則用了一個很經典的機巴例子：「相對於不理性的、好像一鍋沸騰
熱水的社運，沙龍就好像滴入那一鍋熱水裡的珍貴的冷水，我們強調的是思考！」

偉哉思沙龍！

多麼高尚、多麼珍貴的，「一滴思考的冷水」啊。

　　＊

 校方拚百大學生爭權益
2009-10-25 中國時報 陳至中

    　預算、排名，校長斤斤計較；但對於學生而言，教學、宿舍、飲食、校園安全、交
通才是最關心的議題。舉標語、貼海報、辦座談、靠選票…拒做沉默的大學生

    　眾多的校園議題中，大學生到底關心什麼？是學校有沒有進「世界百大」？是有多
少篇SCI、SSCI論文？還是今年又向教育部爭取了多少預算？是否被列入「頂尖大學」、
「教學卓越」之列？

    　錯！錯！錯！學生最關心的是課堂教學、宿舍、飲食、校園安全、交通等議題，這
些學校「長官」眼中雞毛蒜皮的小事，卻是學生每天都接觸、切身相關的事情。本期校園
周報，將帶您一窺校方與學生的「認知差距」！以及學生們又是運用怎樣的「步數」，爭
取校方的重視？

    　擠進百大 台大興奮 學生吐槽

    　日前英國《泰晤士報》公布2009世界大學排名，台灣大學排名第95，「終於」進了
「世界百大」，校方興奮地在網站首頁及校訊上公布這項消息，教育部官員也頻頻發言，
肯定台大的成果。

    　然而，看在學生眼裡，「世界百大」沒有任何意義，一群學生隔日就到羅斯福路大
門口，舉起「百大？」的標語，諷刺校方只知拚百大，忽略學生真正的需求。到場人數雖
然不多、聲音也不夠大，卻大獲媒體關注，隔天紛紛以大篇幅報導，宣傳效果極佳！

    　事實上，對於「百大」，台大學生早就出盡花招！今年校慶以「八十台大，前進百
大」做標語引發眾怒，就有學生社團在校內貼起諷刺海報，為上海交大公布世界大學排名
倒數；有人則在路上攔下校長，遞送陳情書並當場上演行動劇；學生會則是聯合其他異議
社團發起「百大維新」運動，在網路上發放問卷蒐集學生的建議，企圖扭轉校方的關注焦
點。

    　頂尖計畫 專攻論文 教學沒變

    　台大學生會長傅偉哲表示，教育部推行的「5年500億」頂尖大學計畫，台大囊括最
大筆的經費，但大多投注於論文產出，SCI、SSCI看起來是進步了，但教學上卻沒什麼改
變，學生對於「百大」，一點感覺也沒有！

    　「百大維新」團隊曾製作問卷，整理調查結果後把台大學生關注的議題，分為社團
活動、體育場地、校園安全、綠色校園、通識教育、社會責任等6大項。點出的問題包括
社團場地分配不公平；新體育館學生借不到，卻整天租給企業辦演唱會；教官、駐衛警人
數不斷減少導致竊案頻仍；大樓一間一間蓋、綠地越來越少，想停個腳踏車都沒辦法；通
識教育缺乏完整規畫，淪為「營養學分」。

    　以上種種都是老問題了，卻往往被校方視為「次要」議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清
華大學。校門口附近的「清大消夜街」是學生的最愛，但不到300公尺的路上，機車並排
、攤販過度占用人行道、巷道黑暗狹小，衛生和交通問題成為隱憂，學生團體屢次要求校
方和市政府協調，卻始終沒有進展。

    　發起論壇 借重選舉 改善環境

    　每每吃悶虧的學生決定自力救濟，於10月發起論壇，提出「不滿厝邊被忽視，清大
學生挺清夜」的口號，把社區居民、學生、校方、相關學者、甚至是參加年底縣長大選的
候選人全部找來，希望能促成政府著手改善該問題。

    　「校方總離我們遠遠的！」清華思沙龍總監、經濟系四年級的蕭定雄認為，要有一
流大學，先要有一流的大學城，改善學生生活環境，應該放在學校施政的首位。

    　除了消夜街，交通安全也是學生間的焦點，他指出，學校拚命蓋大樓，人行道卻越
來越少，不得不跟疾駛而過的汽車爭道，如何建設「行人導向」的校園環境事關重大，卻
很少得到校方的關注。

    　為了拉近校方與學生的「認知差距」，台大學生的策略是在重大活動場合抗議，爭
取媒體曝光的機會；清大學生趁著縣長大選，期待由候選人施加壓力；台灣師範大學學生
則把握四年一度的校長遴選，審視各個競爭者的政見，充分發揮學生代表每一票的力量。

    　校長遴選 審視政見 到場提問

    　台師大學生會長楊瑋珊表示，校長遴選前舉辦的公聽會，將會發動學生到場提問，
審視各方人馬政見後再辦意見投票，根據結果決定學生代表的每一票，究竟該投給哪位候
選人。

    　「『校方』的定義很大，重點是人的問題！」在楊瑋珊心中，學校行政人員中不乏
積極主動的人，學生只要和他們培養默契，就能發揮影響力、逐步改善問題，「也不是永
遠要站在對立面！」她的語氣肯定。

一、

畢業前兩個禮拜我就把所有參考書都運回苗栗，開始在苗栗圖書館裡唸書。畢典前兩天才又回宿舍整理東西。畢典隔天又是後生讀書會六月份聚會，準備一唱完校歌就趕夜車回去。

那天晚上的情緒非常複雜。不知道該怎麼說。隔兩個禮拜回到建中，居然已經有些陌生疏離。冗長的致詞頒獎儀式更令人覺得自己跟這所學校好像忽然沒什麼關係。就那樣靜靜看著一切走完，回教室聽老師說最後一段話、領證書，清空桌椅，各自回家。

不知道為什麼就忽然下起大雨來。

往捷運站走的路上直令人想哭。肩上的行李有夠重。畢業典禮上沒有親人、也沒有比較親密的人來參加（雖然去年我也沒去北一參加她的畢業典禮）。而且我事實上沒有畢業，最後一學期操行零分，只拿了修業證明書。然後在這樣一個雨夜我必須疾行在前往捷運站的路上，右手拿傘、左手撥電話給學弟妹：「明天記得來參加讀書會喔。」有的沒接、有的說沒興趣不想來。當然你也絲毫無法忘記，不到一個月後自己就要踏上考場。我的數學還完全不會、前途完全渺茫，那樣的分數算一算可能連國立大學都很有問題。而雨一直打在你的臉上肩上。你為明天準備的讀書會材料不斷被水花濺溼。

我想過千百種離開台北的方式。卻沒想過這種。我想起張詠沂寫在去年畢冊小繪本上的，「用我們最燦爛的煙火向整城的人炫耀。」但此刻我實在沒什麼好炫燿的、我跟這整城的人好像也沒什麼關係。我只覺得，好累喔，幹。我把自己弄成這樣到底是好是壞呢？

最後在返鄉的火車上拿出背包裡被淋濕的那個月剛出刊的印刻。翻到編者言裡一串格瓦拉語錄。不知怎地就拿起手機將他們打進簡訊，發送給台北那些適合收到這種簡訊的人。格瓦拉說：「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是被偉大的愛所指引。／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於理想。／哪裡有貧困，哪裡就有我！／堅強起來才不會丟失溫柔！／我怎能在別人的苦難面前轉過臉去？／在革命中，一個人或者贏得勝利，或者死去。／我並不在意死亡，只要有人能撿起我的槍繼續戰鬥。／如果有人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份子，我們想的是不可能的事，那麼我們將一千次地回答說，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

傳完簡訊剛好接到剛剛在雨路上一直打不通的介修學長的電話。確定明天讀書會的時間地點之後，「那就明天見囉！」他說。掛上電話，列車猶然疾駛，窗外大雨未停。手機裡陸續收到幾封回傳的簡訊。想起明天讀書會又是另個新的開始，情緒才慢慢平靜下來。

　　不過在很久很久以前，國小三四年級的時候吧。我也札札實實地參加過幾次朗讀、作文之類的比賽。札札實實拿過幾次獎。小時候那種「好學生」大概都會有一兩張這種獎狀。但升上五六年級後，導師習慣每年派同樣的人去參加比賽，我便再也沒機會參與國語朗讀或演講了。我至今仍然記得，剛開始沒被選上參賽時，看著參賽同學走出教室，總覺得好像不能出賽就不再是「好學生」、不再享有某種「特權」、某種「虛榮」了，莫名悵然若失（或許跟那時候出賽隊伍裡面有我喜歡的女生也有關）。每年老師問道：「有沒有其他同學想要參加的？」時又遲遲不敢舉起手來（沒得名不就糗大了）。如是積年累月，一面不斷拿郭雲天老師的話來說服自己、一面開始認真打起躲避球來，才慢慢看淡。幸或不幸，那麼小的時候我就已經凝視過自己對「特權」、「虛榮」的戀棧。為此驚駭不已。

　　上了國中後偶爾有幾次參加演講比賽的機會。那時已經讀過《迷路的詩》。對矯揉造作的各種手勢、聲調、表情（「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感到不安且本能地厭惡。此後上了建中，學校也不怎麼講究國語文競賽，大概是想拿獎狀加分的就去參加，得了獎說有什麼虛榮倒也還好，畢竟人們不會把作文第一名、演講第一名跟紅樓文學獎首獎、個人詩歌朗誦冠軍擺在一起談論。應該說我的虛榮跟特權找到了其他的據點，以著至少比較舒服的形式。

　　但這種態度近來卻有些改變。為一些事。

　　好比說五一七那天晚上我行經凱道，剛好碰上蔡英文演說。閩南話國語交雜。只見她時時低頭看稿、語調直平。台下聽眾聽得興味索然、來回走動。連理當激昂處，該鳴個瓦斯喇叭的時候都忘了要叭。我們當然很快聯結起歐巴馬的演說實況，作為鮮明對比。你說，蔡英文當不好黨主席真的是因為她「英文講得比閩南語好」嗎？其實我倒覺得，她整個人唸稿、演說的能力都有問題，語調絲毫沒有起伏情緒。這樣即使閩南語說得再好也沒什麼用罷。

　　後來我回到家就試著拿起書來，對著mp3錄音朗讀。唸《迷路的詩》。那陣子我從早到晚聽許多「名嘴」的廣播評論，時常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透過廣播談點東西。不料，錄完整整一篇文章後，透過同個喇叭播音出來，卻是語調平直、不斷吃螺絲，而且速度快得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說什麼。這時候才發現演講、朗讀居然是一件那麼困難的事。而我已然喪失「正確說話」的能力了。

　　錄製文章時，我的小狗布娃娃就坐在我的書桌上。我有很多布娃娃，大概幾十隻。桌前這隻聖誕小狗是我七歲時的聖誕禮物。錄完文章我看著牠看著我的小黑眼珠，忽然想起很多事。小時候媽媽去上班、外婆作家事而我一人孤單在床上的時候，我總是拿著《小百科》或《小小百科》、將幾隻布娃娃（皮皮、小皮、聖誕小狗跟皮卡丘）攢在懷裡，唸故事給牠們聽。那時候真是唸了不少故事。我的布娃娃都是公的，他們都叫我「葛格」、叫我媽「馬麻」。都是公的原因是，如果牠們當中有母狗或母猴子，那依照「人物與情節的內在必然性」（XD）牠們必然會發展出戀愛關係，這樣關係就太複雜、太難駕馭了，所以還是當和尚布娃娃比較單純；而牠們叫我「葛格」的話，換句話說就全是我弟弟，如果牠們是我兒子的話感覺太怪。

　　我一直和這群弟弟快樂地生活。在聽故事、講故事間獲取有限而飽足的快樂。直到八歲那年，媽媽交了男朋友，而且有意再婚。我為此非常困惑反感，任她拿什麼利益交換都不肯點頭。「多買兩台遊戲機給你？」我有GAME BOY跟娃娃就已經很夠了。「不再送你去安親班？」我才正打算發展安親班內的姐弟戀情呢。「全家搬到台北去？」苗栗有什麼不好的。「生一個妹妹給你玩。」啊？

　　只有這個問題，讓我真正地皺眉停住了。

　　一個妹妹喔……

　　聽起來好像不錯。可是現在生出來的話就跟我差至少八九歲了，大概也不能跟我一起玩吧，而且當我高中的時候她才國小而已，一定超纏人超煩的。可是如果可以講故事給她聽、而且教她怎麼說故事的話應該蠻好玩的，聖誕小狗牠們也可以當哥哥說故事給她聽啊……

　　媽媽一直看著鎖眉沉默的我偷笑。一路回到家，我徵詢了聖誕小狗等好幾隻狗、熊和猴子的意見，都沒什麼答案。「要不要拿媽媽去換一個妹妹？」這個問題就這樣困擾了我和我的布娃娃們好一段時日。期間我們不斷交換意見。她會不會「不尊敬」這些布娃娃哥哥啊？如果她長得很醜怎麼辦？長得太漂亮了又怎麼辦呢？如果她交男朋友的話我們該採取什麼立場才好？

　　我們始終沒能做出結論。而媽媽和她的男朋友就在我九歲前幾個月分了手。我們再次回到單親家庭生活，從此沒人再提起妹妹的事。

　　而我看著桌前聖誕小狗凝視著我的小黑眼珠。想起當年我如果答應得早一點，讓媽媽順利生了個妹妹出來的話，現在她大概也八九歲了吧。三四年級。成熟一點的話正是初經來潮、準備開始交男朋友的年紀。我兩個月回家一次，不大可能說故事跟她聽了。再過幾年上了國中就更不可能。然後呢？我的妹妹考得上中山或北一嗎？該不會被成功那種學校（XDDD）把走吧？

　　想著想著就不禁科科笑了起來。

　　然後想起我手邊的mp3錄音、錄壞了的《迷路的詩》（還剛好是講到楊照去育幼院跟小女孩B鬧彆扭那節），想起我終究是喪失了好好朗讀一個故事的能力了，進而居然有一種莫名其妙地嫁女兒的那種哀愁。默默地感傷起來……

至於我自己最近在做的事情。雖然沒考上大學囧。但還是花很多時間在弄苗栗的讀書會。找了很多苗栗各高中以及在外地讀書的苗栗學弟妹組了個讀書會，關注苗栗問題之外，也試圖在BLOG上提供一些公共參與議題。

最近花比較多時間在那邊，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到我們的BLOG來，可以的話一起討論吧：P

苗栗後生讀書會：http://www.wretch.cc/blog/miaoliyouth

＊

之前因為編校刊、參加人社營還有野草莓的關係，認識了一些臺大的學長姐。
他們分屬校內不同組織，包括傳統學運社團大新社、大陸社、濁水溪社、新興社團意識報社，和學生會。
最近，適逢五四九十週年（XD，沒算錯的話），以及台大學生選舉季到來，他們規劃了一場「百大維新」運動。

為什麼叫「百大」？

這典故來自前陣子媒體報導臺大「是否名列世界前一百大學」。結果臺大排在百名之外。台大校方於是對外表示他們將竭盡所能將台大送入百大，以此為施政方針。但引起學生省思、批判的是，「百大」的評鑑標準事實上制式而僵化，比方一個學校的排名可能取決於他的論文數多寡，但「教育」的價值與成敗真能以此評估嗎？

爾後，「百大」於是成了學生間一個頗富嘲諷意味的名詞。「百大維新」也就在這樣嘲諷而批判的氣氛下興起。他們一連串規劃了許多或校園內、或網路上的行動，輔以多媒體宣傳、拋擲訴求。試圖以較輕鬆、也較貼近生活的方式帶動校園內的學生關注與公共參與。我們或可視之為一場嶄新形式的學運。這實在是一件很令人興奮的事。這一連串行動可能是近十多年來最具規模與連慣性校園內學生運動，他利用網路多媒體動員、宣傳的形式更可視為新世代公共參與的實驗。

目前這場「百大維新」才剛開始。時間預計從4/26到五月中選舉結束。
到今天為止「百大維新」的實際行動已經包括「校園快閃」、「傅鐘前抗議」，以及「扛轎遶校園」。
接下來還有一連串講座及行動。這些行動訴求涵括校內民生、選課、學生自治議題，形式彈性活潑。

這些人其實也不過比我們大個兩三歲。
他們能做的事情，我們大概也沒什麼不能。同屬一個世代，他們這種形式的學生運動可以締造怎樣的公共參與契機，值得我們參訪借鏡；而對於苗中、對於建台，對於我們各自的高中來說，校內民生、學生自治、社團、課堂內容、教官退出校園與否同樣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相對於這群大學生的積極作為，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形式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又到什麼程度？

我想這都是值得思考的。

以下放上相關聯結，及「百大維新」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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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大維新官方網站：http://baidareform.blogspot.com/

百大維新預告片：


快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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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大維新宣言

自從教育部的「頂尖大學計畫」以來，台灣大學便以「進入百大」作為目標。在校長的每次致詞、在校門口的倒數計時器、在舊體兩側的布條，「百大」如同夢魔般迴盪在行政人員的腦袋。每次的「上海交通大學」「英國泰晤士報」的評鑑報告公佈時，就好像小學生等著發期末考考試般，擔心考不好會沒辦法跟父母（教育部？）交代。

但台大真的想進入百大嗎？翻開台大頂尖大學報告書，裡面洋洋灑灑寫著各種目標與方案。一個個仔細檢驗，卻又發現裡面矛盾重重：劃定了校園永久綠地，卻又不斷打破規則蓋大樓；要落實社會責任，但是服務課程卻還是在掃校園；說看重體育活動，但排球場的練習牆拆除了；說要建制校園安全系統，卻又放任駐警隊人數降低。

這或許並不是口是心非的問題，而是缺乏核心價值的問題。校方提出來了很多口號，提出了很多的提案。但這些口號並沒有成為真正的價值，因此他們又輕易地被再推翻、再被重寫。

缺乏核心價值的「前進百大」，就只會變成盲目的「符合標準」。校方提出了「挖角他校優秀學者」、「給予獎金鼓勵發表」、「提高獎學金吸引國際學生」等。數字就算進步了，實質內容有任何改變嗎？更慘的是，我們可能因為這些政策付出代價：鼓勵SSCI的發表造成本土問題的拋棄、男十三舍舍胞失去了住宿的地點。

我們空拿著百大假裝做為我們的方向。但我們誰都知道那是一個天大的笑話。我們內心都明白形式主義的追求指標是無意義的，但是我們也講不出什麼才是真正該追求的。但被虛假的百大幽靈纏繞的行政高層們，卻因此喪失了面對真實問題的勇氣。面對校園內實實在在的各種議題：學生對於體育場地的抱怨、通識教育過於零散、服務課程淪為清掃校園，校方都視而不見、避而不談—因為，這並沒有列入評鑑項目！

我們憂心的，是沒有方向的校園，已經根本喪失了反省的能力，反省我們這座校園出了什麼問題。我們自己出了什麼問題，我們自己最清楚。唯有反省與自我要求，而不是虛幻的名次高低，才能帶給這座校園成長。

百大維新就是以學生為主體的一股反省力量！我們提出跟學生切身相關的六大議題：運動場地、社團活動、校園安全、綠色環境、通識教育、社會責任。我們自己來對台大做評鑑，看這些項目上台大有什麼問題、得幾分。我們也不形式主義，將提出「具體」的改革措施，要求校方做出改善。

這是第一次學生自辦評鑑。透過這場評鑑，提出我們學生的觀點。批判形式主義的百大幻夢、反省這座校園的問題、提出可能的前進方向。學生意見不是唯一，但是個開始。

　　真是太HIGH了XD。

　　我最近晚上都會聽飛碟電台的夜光家族。那天聽他們在招募紀錄節目內容的部落客就打電話進去，後來就成為夜光家族部落客了XD。而且在討論板上公告出來的名稱是「阿捷」。但我其實是黃傑啊，為什麼聽起來會是那個捷呢XD？

　　反正還蠻有趣的。

　　最近很少有寫日記的衝動，藉這樣逼自己記些東西應該也不錯吧。大概是這樣的盤算。

　　＊

　　能拿出來跟節目內容呼應的故事其實不多。不過二十三號那天談國中補習的經歷，倒讓我想起不少事來。

　　上個週末我回了趟苗栗。最近想寫篇散文討論我政治認同型塑的過程，所以翻找出我國中時的聯絡簿和社會課本。國中班導要求我們每天都得寫日記。我本來還蠻期待從國二那一段日記挖掘出什麼蛛絲馬跡來，想不到每天記的千偏一律，全是考試的事。今天哪一科沒考好，下次要再加油；段考又要到了，一定要打敗林治倫；段考考完了下禮拜又是成就考；成就考完了馬上要進入第一次模擬考。

　　那時候的我，是這樣一個貧乏的人嗎？真是難以想像。就好像國中時的我也無法想像自己高中這三年會如此隨性、視成績曠課如無物，過著毫無「紀律」的人生吧。於是也稍能體會舅舅舅媽的難以調適。畢竟他們認識、習慣的，是國中時那樣的我。我想這些反正是說不太準的。

　　總之那樣的日記當然沒什麼政治思想可言。直到邁入國三，日記上才開始有一些關於時事、政治、文學的討論，及一些莫名其妙看了都覺得丟臉的詩（當時怎麼好意思寫這種東西給人家看呢囧）。不過日記是一回事，事實上我的思想究竟沿著怎樣的軌跡型塑，那就不太一定了。

　　讀完日記出門吃了趟宵夜。宵夜店的對面就是我國中待了三年的補習班。那時候，每個禮拜有兩天，補習班下了課後我會獨自留在教室裡自習直到午夜，然後到這家豆漿店來吃個飯團和奶茶。而除了拚命過後用以犒賞自己的豐盛宵夜之外，許多年後，我關於那些孤獨夜晚的最深印象，是個女孩的背影。

　　我隱約記得，剛開始只有我選擇留在教室裡唸書。後來幾個人跟進，但大多十點左右便走了，只有一個坐在前頭的女孩子會留得晚些。但留得最晚的總還是我。偌大教室裡半邊漆黑，我總是一個人演算數學理化，時間到了獨自關燈關窗、獨自踏上歸途。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女孩子留得越來越晚。她總是坐在我前面隔三排的位置。我們如是靜靜唸著自己的書，從九點一路唸到十二點聽見對方收鉛筆盒的聲音才跟著收拾。收拾完各自的東西，她到前頭關窗、我關後頭的電燈電扇，兩人一前一後走出教室。

　　如是靜靜度過一年。

　　期間我們誰也沒有上前去和對方說話，哪怕是一句再見或加油。即使補習班上關於她似乎對我有些好感的耳語流動，即使我彷彿也漸漸開始期待兩人無聲獨處的時刻。

　　許多年後回想起來，是不是那時候該勇敢一點，和她聊聊呢？也許談談基測，談談未來、談談我們共同的這小小的故鄉。那樣也許現在寫起故事來就會精采一點。很可惜沒有。不過也或許沒有才是好的。或許，幸好是這樣的沉默，才造就了這樣難忘的回憶罷。這樣純粹、不需言說的倚靠與扶持。

　　後來步入考場，離開補習班。沒了女孩的音訊。我其實一直暗自期待，她讀私立學校、又那麼認真地努力著，也許有機會一起到台北去唸高中吧。結果放了榜卻怎麼也找不到她的名字。又過了一年後補習班主任才無意中告訴我，當年女孩的志願的確也填在基北區，但沒考好，最後還是留在苗栗的私立中學。

　　聽見消息的當下，我心中忽然空蕩一陣。沒來由的感傷內疚。沒來由的自責。

　　而更令人難過、空蕩的是，你完全不知道那種感傷從何而來、不知道為何自責。

　　＊

　　三月二十四日的節目一開始談到HBL。松山普門奪冠是那天各報紙的頭版頭條。

　　宿舍沒有電視。HBL的賽事結果沒法激起我多大波瀾。倒是讓我想起了那天去看建中籃球隊的比賽。乙組的全國大賽。班上有三個同學在籃球隊裡，那天我們班一下課就搭著導師的車、和計程車奔至東區。那天是對鳳山工商。我們到的時候落後三分，後來被越拉越大，到終場為止都差不多落後十分左右。中間比賽時間還忽然消失一分鐘。很令人傻眼。不過似乎也沒有教練去抗議。最後建中就這樣輸了。無緣晉級四強。

　　結果雖然輸了，看完球賽後，我們三個同學還在沮喪地待在球場裡，我們一群人卻到餐廳裡無緣無故被老師請了一頓XD。那個合菜之好吃的，真是忘也忘不了。

　　幾天後，班上籃球隊的其恩在BLOG上寫了篇文章，關於全國大賽。看了非常感動。尤其是後段描述最後一場比賽的情節。

　　原文節錄如下：

今天起了個大早，因為比第一場九點，與育成第二次交手。

這一場球，是我們高中生涯最後一場球賽了。記得我告訴過自己，「享受比賽」。最後一次與隊友正式聯手打球了，要打一場好球！

昨天都投不進，很不爽。所以開賽先進了一顆三分，後來彼此拉鋸分數，下半場才拉開了分數。這場球，大家看得出來是拚了。學弟們也很爭氣。我高中的最後一場球。三顆三分，總共二十一分。算是給這三年艱辛的交代吧！第四節最後一分鐘，場上留著的，是我們三年級......

這次的聯賽，我真的進步很多。該說以前真的很爛吧。總是覺得自己很厲害。高一最後一名進來，出去比賽之後才知道自己有多弱。下定決心重頭開始，兩年來都是低潮，在重要比賽都是板凳。很感謝一路一直陪我打球的人：三年級的四位，讓我從不會打球中學習很多；還有父母的鼓勵，明明我就打得亂七八糟了，還說我打得不錯；教練、學長的苦心，讓我覺得一定要有所進步才對得起大家。大家每次都在球場上鼓勵我有信心點。每次挫折都很度濫，可是一點一點地改進，終於從平均每場上不到三十秒到替補，從替補打到先發。

這兩年，練球真的很累，還要讀書。但為的就是這幾天的比賽。這個球場、這個籃框。一股力量逼著我們前進。當進軍全國時，我們知道我們真的作得到！

第四節結束哨音響起，我們最後一場球至少不是輸球結束。頒完獎（全國第七）。謝謝高教練。謝謝陳老師。謝謝小胖學長。謝謝四位三年級的隊友。我們一起開始，一起結束。我終於知道什麼是「灌籃高手」裡對籃球的熱情。那種令人感動、珍惜的感覺。雖然說結束了、卸下重任。但我知道，我的手還想多投幾球、我的大腿還想繼續蹲防守、我的小腿還想多跳幾下，我的意志還想跟大家一起......

其實真正享受的不是這三場比賽，而是享受這三年來與大家的一點一滴。哨音響起，代表結束、代表大家要分道揚鑣到下個階段。這一切過得感覺很慢，現在回想起來卻又記憶猶新。這段記憶真是太美了太棒了太屌了，一輩子都忘不了吧。學弟們也要加油啊！別漏氣了！

哨音響起。我站在球場中央。

哨音響起。我對著強場一鞠躬。

「各位學長好，我是新進的學弟，我叫李其恩，請多多指教！」

「大家好！」

「我們是，」

「建中籃球隊！」

。

（喔～～ㄟ～～喔～～ㄟ～～）

（嘿嗖！嘿嗖！！！嘿嗖！嘿嗖！！！）

（123加油！！123加油！！！！！)

 原載於《思想》第11期（Mar. 2009），p.119-132

一

　　本來以為自己「貼近」這場「野草莓學運」，因此大膽地答應了《思想》的邀約，可
以為這場靜坐寫下具有「反思高度」的觀察紀錄。殊不知，答應後，廣場的學生雖然人數
逐漸降低，還是持續了一個多月的行動，並且到了2009年元旦，最後一批學生轉進了月租
喚起的糾葛，部分則因於並不十分明瞭相異的學生在這場靜坐之中的體驗，以及他們對於
「運動」的想像與欲望到底為何，深怕一個不小心，又落入「世代指導的暴力」指控。

　　但既然學生們自稱這場靜坐為學運／青年自我改造運動，不是學期中的「豪華假期」
，也不是救國團的團康或是飢餓三十的體驗營，而是一場朝向貼身面對國家／國家機器暴
力的集體行動；同時，不同社運、政治團體過去二十多年抵抗國家機器的獻身的積累，以
及ＮＧＯ團體的相挺、民眾熱情提供物資與捐款才造就這場「運動」，那麼學生們就不能
不扛下社會責任與各界的批判。作為「野教授」的一員，我也自知必須面對相同的責任與
批判。

　　我不打算從理論高度以社會運動、學生運動的規範性範疇來談這場「運動」（這點，
過去一個多月裡已有不少學院教師觸及），也不打算從它的發生與進展歷程回溯（這得由
身為主體的學生們自己書寫，雖然勢必會因地域脈絡與進程的差異，產生立場與視角的爭
辯與鬥爭）；我打算用自己這些日子以來，身心被台北中正廟的場景所魅惑（haunted）
，作為教師與輔大學生交往的經驗，作為「野教授」成員，以及和過去參與學生運動、現
在仍在社會運動圈裡獻身的朋友之間的交談等多重交織、反覆思索的背景，來書寫這篇心
得。

二

　　2008年11月 5日當天，我接到李明璁電話，他匆忙中簡明地說學生因陳雲林訪台所激
起的圍城衝突、上揚唱片事件，想要對國民黨來個抗議行動，希望晚上可以到台大大家談
一談。當天晚上，在范雲的辦公室，除了李明璁和我、還有張鐵志、Michael（林世煜）
，以及幾位台大濁水溪社學生。短暫的討論後，我因有事先行離開。當時的商策，我沒有
太多介入，只提及行動的目的與方式。倒是 Michael語重心長說道，這將是一場長期的戰
鬥，學生必須做好心理與組織的準備，法西斯的復活顯然將鋪天蓋地而來。范雲當時忙著
在另一個辦公室開婦女新知的會議，對於大家的討論，所言不多。當晚由李明璁起草的
1106行動聲明，在台大 BBS上透過交叉傳閱、號召，讓第二、三天在行政院前靜坐的學生
高達四、五百人，也發動了幾十個大學老師。幾天後我才知道，三點訴求中的「要求立法
院立即修改限縮人民權利的《集會遊行法》」，是范雲最後加進去的。

　　一場「運動」的發起動機與它的歷經之間經常會產生意想不到、或是質上的變化。有
人說，這是一場由 BBS空間發起的「快閃」行動所轉化成的學運，參與者一開始大多是台
大老師的「迷們」，直到11月 7日轉進中正廟後（我聽到學生們稱它為「自由廣場」，中
正廟是野百合世代的稱呼！）、因網路與媒體的報導，號召了「草莓世代」的各校大學生
。

　　從草苺世代的去污名到「野草莓」的正名與「野給你看」行動，是否稱得上是一場運
動，或者說它開闢出青年自省運動，不能單就特定媒體的報導（尤其是自由時報持續一個
多月的關注），或是網路上來來回回的「嘴炮」，或是行動者「官方」文宣的宣稱來看。
更重要的，它必須從訴求、動員、組織三者交互關係過程中被檢驗。

三

　　12月14日與20日由《嗷》網路雜誌舉辦的兩場野草苺運動座談中，邱毓斌扼要地說明
上述三者對於運動的重要性：參與者首先必須在思想上有所準備；議題的設定與拓展必須
與「在地」連結；做組織的工作。若我們用大腦、肉體與骨骼經脈三者比喻來說明，野草
莓運動是由「先天不足、就地練功」造就而成的結果，它同時體現了特殊的開拓性與困境
。

　　「綠色魔咒」，一直困擾著這場靜坐。11月 6日，我人在嘉義，接到民進黨立委的助
理朋友來電，對於學生把綠營群眾隔離、要求他們取下各自訴求的旗幟、布條後方能加入
而大感不滿！這是學生第一次與綠營區隔。我能理解這位朋友的不滿。過去二十多年來，
台灣的學生運動不是走在社會議題的前端，而大都是被社會與政治議題的衝撞而拉出的。
這次靜坐，是因「圍陳」事件而起，當然起於綠營的發動，因此「學生、老師憑什麼可以
隔離群眾，或綠營人士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除非學生們可以拾起這個議題，比綠營走
得更前面，讓群眾、社會團體得以辨識與加入，否則一個因政黨主導的政治議題的「啦啦
隊」，何以能自稱為具有主體意識的團體呢？

　　11月10日由「野教授們」發起學界聲援學生連署的廣場記者會、11月11日台社發表〈
廢除集遊惡法連署聲明〉、12日由火大聯盟發起「社運要求廢除集遊惡法」抗議行動與當
日中午三鶯部落到達廣場，這三個動作，在看似「社會力」較勁中，卻也「迫使」學生必
須面對第三點訴求的具體內容與運動意義的詮釋。從之後的發展看，要求馬英九總統、劉
兆玄院長公開道歉、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下台，顯然不是屁股坐在中正廟號
召就可以達成；而一開始即被定調的「修法」訴求，勢必排除「廢法」的力量。但若說走
「修法」路線即是跟從綠營尾巴，也不公允。學生在「集盟」（集遊惡法修法聯盟）的協
助下，在廣場的論壇與修法行動中，面對了近20年來在藍綠陣營各自政治利益計算裡，對
集會遊行自由與公民權利有著相同的箝制的事實，因而有機會認識到國家機器的暴力與被
壓制的弱勢聲音之間，存在的多樣矛盾，而這不是國家認同的政治選擇可以一併解決的。

　　「思想上的準備」必須被武裝，但學生組織既有的分工與合作模式作得到嗎？

　　（圖）「野草莓」風雨無阻　（攝影／黃義書）

　　11月 7日，我正和一群老師在嘉義開會時，從網路傳來學生討論撤離行政院後轉進的
直播，螢幕上則正進行該轉進台大校門口還是中正廟的討論，最後決議到中正廟。接著是
，到中正廟要不要申請「集遊法」的討論，我頓時對著螢幕脫口而出：「幹！就是出來抗
議集遊法，還要討論申請，有沒有搞錯呀！」

　　從這一刻起，到12月底的最後一批一、二十人駐留中正廟為止，學生們所有大小決議
幾乎都採取「直接民主」（大家戲稱的「班會」）的方式，這實為創舉，但也拖垮了這場
靜坐。

　　如果說「討論的機制」是協商「李明璁 BBS站裡」所號召、因不滿「國家機器象徵的
警察沒收中華民國國旗」、支持台灣獨立、支持本土運動、參與社運的社團等多樣面貌的
學生的必要手段，那麼學生的異質性，無疑地，在兩次組織的替換下，不只無法在幾乎是
每天晚上九點開始的「班會」討論機制下被看見，被差異地對待，還成為人數不斷流失的
肇因。

　　從11月 7日分為22個小組討論，選出決策小組，歷經成員「落跑」、重組、分工，撐
起11月15日的大會師，到11月21日決定去留的投票對決（51對42票，決定留下），工作小
組再度重組，到12月 7日遊行之後留下少數堅持的學生為止，直接民主的形式終究無法處
理學生白天人數遞減（有時少到靜坐帳篷區一個人都沒有！），晚上才來開會的窘境。任
何一位學生，不管來幾天，只要出現，都算成員，都有資格投票；而不管是行動計畫，或
是訴求的擴充，小組的日常運作，都一五一十地從現場麥克風傳出去，也在網路上直播，
這大概是全世界僅有的創舉吧！

　　11月的期中考週，我曾試著進入靜坐帳棚裡，跟學生聊集遊法的意義，卻被一旁戴著
口罩的學生阻止，說他們現在是「默聲靜坐」，不能講話，然後我看見幾個學生非常認真
的Ｋ著書。我只好摸摸鼻子走了！

　　廣場並非沒有一些有運動參與經驗的學生在裡面進行小組討論，問題是，一來靜坐的
學生來來去去，二來與組織分工的各小組成員形成一種既疏離又是權力關係的距離，他們
難以發揮作用。

　　（圖）新世代語言orz也出現了　（攝影／黃義書）

　　當這樣的組織關係難以把運動的訴求作更進一步的推展，而「班會」又無法凝聚運動
方向時，學生的差異，難免被放大或是扭曲地誤解成運動立場的鬥爭。11月21日的投票，
最具代表性。不管是決定撤離或是留下的一方，投完票之後，各自走掉二十多人，趕著捷
運回家，只留下工作人員和少數睡在廣場的學生。在冗長討論、議事規則的限制下，雙方
都無法清楚說服彼此，即便都稱是為了深化運動的訴求與方向而堅持進退，但運動訴求的
深化，卻無法在廣場被討論、爭辯。而各種社會運動的面貌，僅能藉著活動的編排而被快
速「瀏覽」。但除了週末和大集結當日外，這些社運議題活動所吸引的，僅僅是白天或是
開「班會」前的少數學生，絕大多數的時段裡，小組成員不是不見了開會去（？），就是
忙他們的日常工作，無暇進入帳棚跟與會的ＮＧＯ團體或是社運工作者討論。

　　11月12日中午，三鶯部落從立法院來到廣場。本來前一天與決策小組說好的座談，卻
被糾察學生非常「官僚式」地阻擋，說他們沒有獲得「指示」，折騰一會兒，才讓部落代
表簡單地跟學生聊他們的抗爭經過與訴求。我見當時帳棚中，除了幾個學生目光注視他們
外，其餘的還是為了期中考試，低頭Ｋ著他們的書。當晚我看他們補做活動流程表，把這
個「活動」寫成「三鶯部落到場致意」，頓時非常沮喪，不知是部分學生的無知還是自大
，讓它荒唐到如此地步！

四

　　每天從家裡坐公車到輔大，從輔大到廣場，我習慣會觀察學生。一日在 802公車上，
我見到兩名穿著時髦、看似研究生的男女，男生靠窗坐在我旁邊，從他的包包裡拿出一本
ＬＶ目錄，從後頁往前仔細翻了翻，然後從我面前遞給走道一旁的女生要她好好看看：「
裡面有些好東西」。接著，他從包裡拿出薩依德的《權力、政治與文化》一書，煞有其事
地閱讀著。走進學校的路上，我想著，後殖民知識分子的反思著作與奢華的品牌消費，兩
者都是時髦的消費？還是後現代個體化社會下可以並存，卻不產生矛盾的認同？

　　11月 9日當天廣場，麥克風傳來：「ＸＸ同學，你訂的麥當勞送來了！」靜坐第一個
星期開始，熱情民眾的物資即源源不絕的送入廣場，但總有學生還是熱中麥當勞。對他人
而言，這只是食物的選擇，但對於經歷過校園反教官、反刊物審稿制度、走入農民運動到
反ＷＴＯ、並曾在晚上一群人去砸麥當勞的我輩來說，實在難以跟當下的反感景致「和解
」。聽到麥克風的呼叫時，我僅能在朦朧細雨裡，裝模作樣對著學生微笑的喊著：「民眾
送來那麼多好吃的東西，還要吃麥當勞垃圾食物！」

　　「裝模作樣」，是這幾年我面對學生時的必要武裝。我無法說服輔大的學生到中正廟
，尤其是參與樂生保留運動的學生。我裝模作樣地告訴他們：「去看看，裡面有一些好玩
的東西正在發生！」他們回答我：「台大學生搞的東西，不敢苟同。」他們終究沒有去，
寧可在衛生署前被警察抬上警備車，寧可在12月 3日清晨，死守樂生療養院，被霹靂小組
拖拉，載到海邊，他們當中，也不乏一些參與野草苺的台大同學。

　　我的「裝模作樣」，不是虛假，而是試圖貼近「草莓世代」，「跟他們搏鬥」（這是
初到輔大心理系時，夏林清送我的話！）。我在廣場的日子裡，就是試圖尋找「搏鬥」的
空間。但這企圖似乎難以有所作為，因為身為「野教授」，我們在11月15日之後，便很有
默契地退居二線；再者，「老師與學生的張力拉扯下」，學生對於特定老師在這場靜坐中
的角色的質疑或批判使然。

　　11月21日第一批決策小組被投票撤換後，廣場不同學生間所產生的不信任感，也讓學
生們開始對於教師作為一個整體的身分產生猜想。雖然11月15日的會師，讓教師們以為是
撤離而轉入校園的開始，但學生始終對於留或不留無法定案。11月24日晚上，部分比較積
極到廣場的老師，決議在新的決策小組接手關卡，推我跟陳昭如到廣場跟學生說明。到了
廣場，我察覺一些學生對於老師的動作有所警覺。當下一位學生問我：「老師是不是不再
支持新的幹部，對我們放棄了？」，在他們的「班會」進行中，陳昭如報告了白天老師們
以「台灣學界守護民主平台」的名義前往監察院陳情的情形後，我簡要地說明：「在同學
的三點訴求下，教師以集體名義繼續支持學生，並且對於運動至今，校園裡的教官以及校
方的打壓及秋後算帳，必定保護學生到底」。而後，司改會林峰正律師接著說明關於集遊
法的立法努力，以及表達相挺支持學生。

　　看在學生眼裡，這當然是針對靜坐已達一定時日之後，廣場不同學生產生的對於進退
不明、相互信任感的日漸薄弱，以及對於靜坐困境而提出的諸多議題設定的節骨眼裡，老
師們的「阻擾」動作。但事實上，老師們與學生的互動，牽涉的是對於運動的節奏、觀點
、目的與組織之間對應問題的不同看法。

五

　　老師之間的差異與集結的可能，如同我學生說的「台大學生搞的東西，不敢苟同」一
樣，不是貼近的說法。當然，靜坐一開始，幾個被媒體點名，或是被學生「察覺」到的老
師，都出於台大。但如同廣場的學生一樣，台大的學生，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和其他學
校學生一樣，有著對於社會運動與政黨政治的關係的多樣立場。「台大學生」的標誌，指
向著「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而與「非台大學生」的左翼社會運動立場有所矛盾，並在「
圍陳」事件尾巴導引出的靜坐訴求裡，被彰顯出來。這種看法，被視為一些有運動經驗的
學生一開始不願意投入廣場的理由。

　　掌握政治情勢與開拓運動的契機，不能以意識型態的區隔為前導，而成為介入與否的
唯一考量；接手政黨的政治議題，也不必然會朝向被政黨收編的命運。事實上，關於集遊
法的廢除與修改的差異與迫切，歷經民進黨執政八年與國民黨重掌政權所反映出的兩黨政
治之下，促使了自由主義與左翼在「基本公民人權」的社會基底裡，產生對話的可能。我
認為這可能是這場靜坐引發的重要意義之一。

　　有不少老師表達「真希望樂青來主導這次野草莓運動！」，言下之意，當然是野草莓
在廣場的作為令很多人難以理解，包括論述的薄弱、動員的弱化、運動節奏的失序、組織
的僵化等等。而投入樂生運動、九五聯盟的青年，這幾年在社運領域裡的堅持，讓資產階
級政黨的本質在兩黨輪替中顯露無遺。他們運動的活力與創意、思維與行動的積累，才是
野草莓們必須參照的，而不是上上世代的野百合！

　　不管是以個人、或是集體的面貌出現，老師們自我看待以及被看待，都難以與「野百
合世代」的幽靈切割。或許廣場學生心目中的學生運動只有「野百合」才可以比擬；或許
是老師們的貼近方式，讓學生覺得是以學運經驗在「下指導棋」。若是前者，學生或許想
像到的僅僅是1990年 3月學運的「規模」，而不是1980年代中期以來，投入校園議題、社
會議題，日常性組織工作，校際串連，、思想的不斷撞擊與改造社會的理想圖像而產生的
不同的學運團體。正是這些學運團體的投入，三月學運才可能被撐起，雖然它也是在政治
情勢開拓出的空間裡出現的，雖然它的結果叫人失望。而老師們「下指導棋」的說法，牽
涉幾個交織的因素。「當需要的時候，叫我們來，不需要的時候說我們介入過深」，幾位
老師這麼抱怨。正因為這是一場集體面目不清的靜坐，使得學生們的個別差異無法被看到
、討論、爭辯而形成一體的外貌，使得個別老師的意見諮詢成為個別學生的意見，一旦被
納入集體的討論中，在這般「直接民主」的「班會」形式中，無法形成討論。再者，校園
裡師生權力／知識關係被帶到廣場之中，一旦遇見關卡，無法前進時，這些權力／知識關
係便複製成對於運動的壓迫關係。「教授們在結構上，相對是保守的」──范雲在一場座
談會中表示。國內外的歷史上都顯示，的確，運動的拓展，經常是帶領著知識的，而學院
的教師，是遠遠落後於社會運動以及學生運動視野的。但這不必然對應在每一場發生在街
頭或是靜坐裡。其中既有關係的超越，是必須在鬥爭中完成的。學生們選擇持續性的靜坐
，選擇在12月 7日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僅只一次地走出廣場，是要展現什麼？
之中的論述令人摸不透。

　　這種關係超越的鬥爭，不必然非得「弒父」才得以完成，而先前的人在運動歷程中累
積的局限與意識型態的保守性，也不必然會再度降臨在現在人的肩膀上。歷史的帳，不是
這樣算的。要算，得要先共同承認，不同世代的經驗是不斷地立體般的呈現在當下的；自
詡為批判的、激進的，可能是當下兩岸、藍綠政治局勢裡最為保守的；過去被批判為親綠
陣營的，在現下也不必然就是綠色陣營的維護者。

　　「唯有靠把過去的幽靈鬼怪重塑肉身，才能牽引出未來的亡靈」──湯姆‧奈仁曾這
樣說。不要只看過去「野百合世代」的幽靈，睜大眼睛看看「野百合」世代的人們，這20
年來，他們還在和社會底層的人們共同打拼。參照他們的實踐，來看清藍綠政治，由此，
我們才能找到超越藍綠的路徑。

　　知識分子看待學生運動的歷史定位，不必老是用一些因運動經驗而得以在政治場域裡
逼近既得利益分子的例子，而全稱式地貶抑它。那些脫離學生身分之後依舊在社會運動、
ＮＧＯ場域裡奮鬥、堅持的人，也應該被誠懇地看見。不然當人們說，1980年代的社會運
動造就了台灣現今學院裡／國家機器中心的社會科學的掌權學術官僚時，我們何以區分依
舊繼續就地戰鬥、貼近葛蘭西意義裡的「有機知識分子」，與批判犀利、實際卻受益於學
術保護傘而無後顧之憂的「蛋頭」以及「批判的知識分子」的差別呢？

六

　　以我的觀察，廣場上從第一任領導班底被取代後，11月下旬到12月底，才開始有運動
的活力展開。活動、空間的設計，各校學生自行在各組裡工作，試圖從「最大公約數走入
最小公倍數」──從圍陳事件的公憤轉到靜坐的多元面貌嘗試。雖然11月中，大多數的學
生已經知道，從訴求看，這將是一場失敗的運動，但重要的是，繼續留下參與的人在其中
認識、相互見到彼此。

　　12月中下旬，在1207遊行後，廣場還持續著每天晚上的討論。一些從第一天就來的學
生，依舊認為持續靜坐才是達成這場學運目的的唯一手段；而一些學生進行著與廣場公民
們的貼近生命故事的交談。2009年元旦，支持公視的遊行裡，野草莓學生充當糾察，我看
見他們臉上的神情，已大不相同，多了自信。

　　但我還是不能認同，學生們把募來的款項，用在一場「大遊行」幾乎所有的必要開支
上，除了幾個大布條、行動小屋、雙塔等的製作，ＤＩＹ幾乎從這場運動中消失。幾百萬
的結餘，成為他們之中「不同掛」的共同負擔，或是資源。我寧可看到他們把錢全捐給社
運或是弱勢團體，重新在校園裡紮根，樸實地把廣場經驗帶回校園去反思、檢討與拓展組
織，而不是把月租35,000元的「野苺之家」當作一個集體取暖的高檔地方。「一種不肯認
清失敗現實，而僅停留在道德層次上的拒斥，或許對大眾有些許用處，但是因為它把知識
分子引到一種低能的自滿，所以對知識分子而言是有毒的」，葛蘭西提醒著我們。

　　「人家搞了好多年的運動，踏踏實實的做，沒有什麼金錢的資源，依然可以做出成果
，而憑什麼你們可以坐在廣場，身體動也不動，就募來了幾百萬！」我在一場座談會裡這
樣說，現在我依然要重申一遍。

　　我以為把運動界定為因世代的差異而特殊化，或是同世代間議題的差異而忽略了自身
的反思與局限，將是「野草莓學運」的悲哀。如果學生們自稱這是一場運動的話，我要說
，沒有「野草莓世代」的獨特社會運動，運動就是運動，是一步一腳印的經歷積累與對社
會結構、歷史的認識、是日常的溝通與組織拓展工作，而不是登高一呼，或是網路文宣式
的自我標榜可以成就的。運動，是要正面衝突的，不是快閃，或個人主義的堅持，或是期
待英雄的帶領。後現代主義是無法上街的，即便它上得了街，也在11月 7日大家決定要轉
進中正廟的當下陣亡了。

　　（何東洪，輔大心理系助理教授，從事的研究包括國族主義與流行音樂聲響的關係，
並介入社會運動與音樂的實踐，規劃獨立文化／運動刊物，著有"Taike and its Dis-
content"等論文。）

　　這是黃武雄教授一篇談論教育本質的文章。

　　＊

　　最近輔大、政大一些異議性社團發起教官退出校園運動。我看到這個訊息後把相關文章PO在深藍建中板上，引發一些討論。詳細原文請點這裡。這個問題很複雜。教官這種東西無疑是威權時代的產物。當然更早之前，可能也牽扯到民國初年仿效德國的軍事教育，然後一直延襲下來。解嚴之後教官仍在。即使《大學法》，乃至中學相關法令都做了些許更動，但事實上不管改了什麼名稱，教官事實上一直都還在校園裡。前陣子台大發生的「潤滑液事件」爭議也與教官（輔導員）有關，詳細狀況可點這裡。

　　多年來的習慣讓社會很自然地、很慣性地就把教官納入新制度當中。教官的角色逐漸變成半管訓、半跑龍套的，做很多雜事。於是在面對這個問題的同時，教官「現有的角色」反而倒過來成了「學校應該有教官」的原因。

　　不過我想哪些事由教官來做比較方便、以軍人權威辦事比較有力之類的都不是很重要的問題。至少不是我們第一個要討論的問題。我們首要討論的應該是更根本的，「軍人應不應該進駐校園」。如果答案是不應該，那我們就根本不需要討論用教官做事方不方便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分成兩部分，分別是「教育的價值為何？」、「我們需要怎樣的國防教育？」。

　　一、教官在學校裡象徵的是紀律、服從、權威。而這是一個教育場域應該給予的嗎？

　　二、如果我們需要國防教育。我們需要的是怎樣的國防教育？怎樣的國防教育才足夠？怎樣的國防教育才能跟進時勢、符合台灣這種島國的需求？我們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動用軍人駐校教授相關課程？別的學校又是怎麼處理國防教育的？

　　針對這兩個問題作討論應該有助於我們釐清相關問題。

　　不過這當然還蠻困難的。以高中生的程度來說應該會在一個小圈子裡混泥巴仗繞不出來吧XD。脫離高中年代的人又鮮少認真處理這個問題。這真是一個自私的社會XD。

　　＊ 

學校該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收於，黃武雄（2003），《學校在窗外》，pp.66-80）

一

一般教育工作者用「德智體群美」五育拿來作為學校教育的目的，尤其人格教育更時常被當作學校教育的重要目標，不斷被提醒要努力加強。

我所以會從人存在於這世界的原始趨向：「維生、互動（或稱連結）與創造」出發，來探討學校教育的本來面目（見篇一），是因教育應以個人內在的發展，作為唯一的目的，而不能以這一代人的價值觀為標準，去複製下一代的孩子。

像五育的教育觀點，看起來是中立的，但本質上還是外加的標準。例如德育，當教育者把人格教育當作教育工作的重要目的，那麼他便必須去尋找一套「好」的人格標準，複製在孩子身上。

如果要以孩子作為主體，讓他獲取最大的內在發展，我們只能回到他活在這世界的原始趣向，去探討如何讓他沿著天生的趣向，充份發展，例如每一個人天生都有創造的趣向，教育者的工作便在於如何讓他擁有不斷創造的環境，讓他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從這裡去發展他獨特的創造活動？而非反過來壓抑他的創造欲望。

同樣，因為每一個人天生都有與世界互動，與世界連結的趨向，例如每一個人都天生好奇，都天生想要找尋朋友，這便是要與世界連結，教育者的工作也在於協助孩子拓展經驗，讓孩子看到自己在世界所處的位置，從而了解自己。毫無疑問，一個了解自己在世界所處位置的人，便擁有成熟的知性與人格。

當然，維生也同等重要，一個人如果無法維生，他的日子會過得非常辛苦，他的生命會被生活折磨殆盡，有時他的創造活動或反而旺盛，但更多時候他的創造活動會因三餐不繼而被迫停頓，他與世界的連結亦會被扭曲。教育者固然要協助孩子培養維生的能力，但前文已談過，一個透過與世界密集互動，與世界真正連結，生活經驗廣大厚實，善於思辨，善於與人、與社會與自然相處的人，維生對他不致構成困難。事實上，對於這樣的人，只須在他接受學校教育的後期，提供學習專業技能的機會，他便得以掌握維生的能力。

我要說的是，學校教育不應像今日學校的現狀一樣，純為加強孩子的競爭力，為他們未來的出路服務，以致扭曲了孩子的價值觀，背叛了學校教育的宗旨。

在「維生、互動、創造」三項關於人的原始趣向中，維生不必教，創造不能教，留下來的便只有互動一項。所以上文（篇一）我主張學校教育應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

打開人的經驗

發展抽象能力

而做這兩件事，是基於每一個孩子天生都有與世界連結的原始趣向，藉這兩件事充份發展孩子與世界真正連結的能力。從這種與世界互動的能力出發，孩子自然會發展出他的維生能力，也會延伸出豐沛的創造能力。

二

為什麼我會挑這兩件事：打開人的經驗世界與發展人的抽象能力，作為學校教育該做而且只該做的工作？

未受教育的人，雖然對週邊的生活有深刻的體驗。但他的經驗世界狹小，沒有太多機會把自己的生活經驗，拿來與別人在不同時空下的經驗，相互印證，因而看待事情只陷入自己的特殊經驗。這使得他的內在發展受到很大的局限。

知識不過是人的經驗，並非巔撲不破的絕對真理。如果把知識大體分成三個主要領域：人文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人文學是作者對人世所深刻體會的與相關的研究經驗，只是每個作者所採的形式不同，所用的手法獨特。社會科學是人組織社會經營社會所累積的經驗。自然科學則為人面對自然，與自然對話所留下的經驗。

一個人必須把自己的經驗，拿來不斷與他人的經驗相互印證，視野才能廣闊，心思才能周延，思路才會清晰，人的內在世界才能充份發展。

可是絕大多數長年受過學校教育的人，心智並不見得成熟，為什麼？從眾多知識份子身上，我們看到兩個通病：

－套公式與浮離於真實世界之上

病因如下：學校裡教的知識，是將人類千萬年累積下來繽紛龐雜的經驗，經過編裁整理，而加以抽象化、普遍化、分類化、標準化的所謂人類經驗精華。這套經驗精華是一整套有系統的套裝知識。由於經過抽象化、普遍化的處理，套裝知識的內容，看不到個人特殊經驗的痕跡，看不到眾多的例子與故事。

沒有個人特殊經驗，沒有眾多的例子與故事，學習者不易拿自己的生活經驗，拿自己的思維經驗，與所學習的內容相互印證，學習者不易溶入套裝知識底層的那些真實的人類經驗。

原來，套裝知識是要經由抽象，去擷取世界的普遍性，讓人掌握世界的普遍性，並以此放回真實世界，去印證真實的特殊經驗，去了解真實的、看得到、摸得到的具體現象。

但由於學習者沒有機會參與套裝知識的編輯過程，由於他只被迫學習套裝知識中那些看不到、摸不到的抽象內容，被迫操作套裝知識中那些代表普遍經驗的文字符號，因此他也失去機會去了解，那些抽象內容與具體現象之間，那些普遍經驗與特殊經驗之間，緊密無間的關連。

所謂公式，便是套裝知識中那些抽象內容的普遍法則。由於學習者已把絕大部份的心力，放在學習套裝知識中的抽象內容，他無暇去摸索、去累積豐富而具體的，屬於他自己的特殊經體，以此印證套裝知識中那些抽象內容所代表的普遍經驗。如果學校又不能協助他去連結這兩種經驗，讓他意識到他所學的知識只不過是特殊經驗的抽象，那麼他只好一知半解的留連於文字符號的公式堆裡，當他回來看待真實世界時，繽紛多變的特殊現象使他迷惘，他只有回去抽象內容中，搜尋現成的普遍法則，企圖用套公式的辦法，生搬硬套去處理實際世界的問題。也因為這樣，他的思維始終是浮離於真實世界之上。

這是學校教育最大的失誤，也是百餘年來，知識與真實，發生嚴重斷裂的主因。

三

如果學校教育能協助人重新對待知識，把知識當作不同世代、不同地域的人們所累積的經驗，並隨時與人的生活經驗、思維經驗，不斷印證、不斷修正；幫助人發展抽象能力，幫助人意識到抽象是為了從特殊經驗擷取普遍經驗，再放回特殊現象，那麼學校教育便完成了它的功業，因為無數經過學校教育陶冶的人，都將會進行獨立思考，作價值判斷，對種種公式教條知所批判，對世界的普遍性能拿捏分寸，也隨時能切換角度，了解他人的感受，他人的觀點。

如果學校教育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打開人的經驗及發展人的抽象能力，那麼無數經過學校教育陶冶的人，將會比今天的人具有更豐沛的創造力，因為他們天生的創造力未如今天受到套裝知識的壓抑，也未如今天受到集體管理的馴化；他們會做出更好的創作，因為當他們打開自己經驗的同時，不斷溶入他人的創造經驗，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

無數經由學校教育陶冶的人，將會比今天的人更知道如何恰如其分的擷取自然資源，發展更佳的維生方式，經營較充實較愉快的生活。不致像今天的人類這樣貪婪又無知的踐踏我們賴以維生的蓋婭－大地之母，因為在他們打開自己經驗的同時，他們不斷的思索自己在真實世界中的位置，他們將比今天的人類更了解世界，了解自己。

如果說學校教育還有第三件事該做，那麼這第三件事便是留白；留更多的時間與空間，讓學生去創造、去互動、去冥想、去幻想、去嘗試錯誤，去表達自己，去做各種創作：編舞、搞劇場、玩樂園、打球、辦社團，讓他們自由的運用時開與空間。

四

今日多數人對學校教育的了解，不外是：

－教歷史、地理，以打開人對世界的認知，使人知道過去會發生些什麼重要的事，知道遠方大概是個什麼樣子，有哪些物產，哪些城市，哪些河流。教科學以使人深入大自然，知道物質內部、知道地球之外的宇宙、知道生命演化與機轉的層層秘密。教語文，以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相互溝通。至於教數學，除了使人學會加減乘除以敷日常生活需用之外，教數學做什麼？

有人會說，學習數學是有用的，至少對未來以理工為專業的人而言，是有用的，因為數學是科學之母。但學生在兒童或少年時期誰也分不清他未來是否要學理工，所以每一個都應該學數學，所以學校也應該教數學。例如教每一個人二次方程式如何求解。

此外，學校還應該教一點做人處事的道理。教一點音樂美術。

許多年前對於學校教育該做什麼，我也是樣想。六○年代我剛從大學畢業，我還沒把自己成長的經驗與學校教育的角色，連結起來思考。我經歷過的學校教育，讓我對學校教育的了解停留在套裝知識的傳授，停留在上述歷史地理語文數學的思維，當然當時台灣的學校教育已不再這麼單純，它還教你兩樣東西：競爭與規矩。

競爭在於替未來謀生鋪路，規矩則為了馴化（並效忠當時的統治者）。這是大人主流價值的兩條主軸。

可是年輕時，我連這些都不很清楚，只是不喜歡學校，不喜歡考試，厭惡體罰、厭惡口哨的號令聲及擴音器的吼叫聲。

我以為學校本來就是那個樣子。

五

到一九七四年，因參加教育部委託台大編寫的高中數學實驗教材計劃，經台大借調深入各地中學去試教，我才有系統地重新思索學校教育的角色。

前文提過伊凡．伊里奇的一段話^﹝註一﹞。他在同書中又指出「教」與「學」經常被混淆在一起，一班人常誤以為有教就有學，誤以為教師教某些知識，學生就可以學到那些知識。固然技能方面的培養，或許能因教而學，換句話說，學習者可能因技能課程的加強教導而有效學得那些技能，但其他方面像文化性的、感知性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批判性的知識，有教無學，反而是常態。他說：「大部分我們所認知的東西都是在學校之外學會的，大多數（有效）的學習都是學生自己進行的。我們在沒有教師的指導下學習說話、學習思考、學習愛、學習感知、學習遊戲、學習詛咒、學習政治與學習幹活。連教師日夜照料的兒童也不例外。孤兒也好、智障兒也好、甚至教師自己家的子女也好，都在專為他們設計的之外，學到他們後來學會的大部分東西」。伊里奇的看法基本上是對的，因為學校的制度化教育，主要在教導套裝知識，並未著重經驗的印證，但人真正學得知識一定要有經驗的印證，要經過經驗的同化與順應^﹝注二﹞。所謂「知道某個國家有哪些物產、有哪些城市、哪些河流」，對學習者來說，還不成其為知識，因為「知道這些東西」並無法轉化成人的經驗，隔幾天幾月便可能忘掉，便可能由「知道」變成「不知道」。除非些物產、這些城市、這些河流與歷史某個事件連結，而這個歷史事件又有些能讓學習者溶入的故事，因而與學習的經驗相連結。

我所強調的印證經驗，可以說是「知識經驗化」，但不能浮淺的化約為時下流行的「知識生活化」。人內心的經驗網路，以人周邊的生活感知，作為網路的核心，透過思維與感知的辯證發展，織成細密的經驗網路。人學習知識，必須以自身的經驗網路，做為主體，去汲取新的經驗，予以同化，或調適自己的經驗網路去順應新的經驗，這裡所謂經驗，包含感知與思維。而非單純的生活經驗。把「知識經驗化」當作「知識生活化」，這種庸俗的教育觀點，會扭曲經驗知識的意涵。

經驗印證的過程，必須伴隨批判。所謂「批判」不是一味要「批判人的錯誤」，而是警覺經驗的衝突。人的主體經驗，隨時可能與外在的客體經驗衝突，在經驗網落的發展過程中，人的主體經驗不只限於吸納或屈從客體經驗，有時還須修正經驗，但修正是雙向的，修正客體經驗以同化於主體經驗中，或修正主體經驗去調適客體經驗，這便是經驗批判。人從不斷的經驗批判中，建立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

皮亞傑談同化與順應是針對於認知圖式的發展，我則將之放在經驗網路上。對認知圖式的發展而言，人的認知圖式所面對的客體世界，是相對中立的，例如容積不因容器的形狀而變。但我談經驗網路的發展之時，因客體經驗並非中立，例如「世界的本質是恆久不變的」或「人性是掠奪的，因而戰爭不可避免」這是主流價值下的客體經驗，當人接觸到這些論述時，必須自覺主體經驗的存在，去檢證客體經驗，以批判的態度去接受或貶斥客體經驗中的論述。

六

依我看來，只有發生知識，沒有學習知識。因為經驗不經過印證，不經過批判，對學習者而言，便產生不了新的知識，因為那個新的知識沒有溶入主體經驗，它依然是別人的客體經驗。知識不過是不同時空下的人的經驗，這些經驗，無法依靠單向的輸入，而學習得來，只有學習者充分意識到自己主體經驗的存在，以自己主體經驗去印證去批判客體經驗，才能發生新的知識，所以說知識只有發生，無法只憑學習得來。

但依循通用的語辭，我仍然沿用學習（Learning）這個字眼。只是當我使用「學習知識」之時，指的是「發生知識」。

伊里奇認為只有技能可以透過教導而作有效的學習。事實上任何操作性的知識，形式化的知識，都可以因教導而做有效的學習，這是造成一般人誤解的原因，以為所以的知識都可以因教導而發生。也因為這樣，一般人會仰賴教師，仰賴學校來教導人所有的知識。

七

我了解伊里奇非學校化（deschooling）的激進訴求，並認同他對當前學校教育的觀察，他主張廢除學校，因為學校制度使人失去了認識世界，了解世界的能力。學校教育，由於大量灌輸套裝知識，確實忽略與人的主體經驗相互連結，造成多數受過學校教育的人，都浮離於真實世界上，只知道一些普遍法則，而習於以套公式的方式，對待人生。

但伊里奇忽略了抽象能力的培養，也忽略不作系統性的學習，人的抽象能力不易深入發展，而抽象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特徵。固然人的創造力，人的想像力是生來俱有的，抽象能力卻不是天生的。

抽象的方法深耕人類的文明，提煉世界的普遍性，使人可以脫離具體情境，在看不見的抽象世界裡探索與思考，尋找文明的精神。巴里島的繪畫藝術色彩艷麗，樣態豐盈，描繪民間生活維妙維肖，但繪畫中沒有抽象的手痕，因而侷限了人的想像空間，也框定了創造的生命力。

系統的、符號的、累積性的學習，可以發展人的抽象能力。非學校化的，分散式的主動學習，固然可以緊密的與人的主體經驗相連結，但不易訓練出人的抽象能力。

學校教育的套裝知識可以培養人的抽象能力至初級水平。但如果要深化抽象能力的發展，套裝知識必須經驗化，結合抽象與想像，分析與直覺。只有這樣才能深化人的抽象能力，同時深化人的想像與創造。

目前學校教育只著重套裝知識。但無心插柳確實也培養了少數知識份子的抽象能力，而多數的知識份子也學會運用抽象語言。這個是目前學校教育唯一有益的功能。

幾年前，我在社區大學，把一些通俗的社會學、教育哲學的書籍拿給學員閱讀，他們閱讀時的困難不在於內容本身，內容對他們來說反因已有的生活經驗相對豐富，比起大學在校生來說，容易領會。他們中間許多人學歷較低，閱讀的困難不在內容，卻在抽象語言本身。但學歷高的人，閱讀的困難則恰好相反：不在抽象語言，而在內容。

弗雷里（Paulo Freire）觀察到許多少受學校教育的農民，雖然不善於抽象語言，但如果所閱讀的抽象詞量與他們的現實生活直接相關，例如「水井使用權」或「向債主借款」這種對他們來說具有關鍵性影響的字眼，農民可在四十個小時之內學會。

這正好說明少受學校教育的人，所面對的困難不是那些文字符號本身，而是在文字符號背後所帶來的抽象的普遍觀念，當這普遍概念直接指涉具體的事務，如「水井租用權」等，那麼相應的文字符號對他立即產生意義。

伊里奇主張廢除學校，改用主題學習，讀友選配及小組討論來進行人的主動學習。這是進步的觀點。他所以如此主張，是因學校把教育制度化，從而掏空人的智能，並使學校教育與真實世界分離。

但在人的成長歷程中不能忽略抽象能力的發展，而抽象能力的發展必須經由累積式的學習。我的看法是如果存在一種學習系統，能一方面打開人的經驗，又能發展人的抽象能力，使人在打開經驗的同時，能夠真切掌握特殊經驗與普遍經驗之間的辨證關係，從而使人真正與世界連結，那麼具有這種功能的學習系統不論是學校或非學校，都是好的教育系統。

目前的學校教育，採用套裝知識的學習，雖然可以讓多數人無意中學會抽象語言，但抽象語言只是抽象能力的起點。多數受過長期學校教育的人，雖因抽象語言而跨過抽象世界的門檻，但他們並未進入抽象世界。主要原因是：學習套裝知識時，他們只學得抽象的形式，並沒有學習抽像的過程，因為編製套裝知識之時，特殊經驗已被刪除，只留普遍經驗的空殼－普遍法則。學習者沒有學習如何從特殊經驗抽離出普遍法則的過程，也沒有熟稔如何從普遍法則放回特殊經驗，藉以檢驗並修正普遍法則的過程。學習者在抽象形式中只學習普遍法則的操作。因此學習者學會抽象語言，卻未發展出真正的抽象能力。

　　國文老師又出新書了，是過去一年的日記。我還沒看過所以也不能說什麼XD。推薦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出版訊息。

　　書的最後面有我寫的跋喔XDDD

　　＊

《2008∕凌性傑》，爾雅出版。

隱地推薦語：
爾雅日記叢書至目前為止的六位作者分別為隱地、亮軒、席慕蓉、劉森堯、郭強生、凌性傑，雖然性傑是年齡最小的一位，但他的日記寫得通融圓熟，而且內容豐富，書評影評之外，舉凡政治、教育、旅遊、美食均有涉及，正直之中偶爾加雜的火氣，更表現出他的真性情。

博客來訂書網頁：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29183

金石堂訂書網頁：
http://www.kingstone.com.tw/book/book_page.asp?LID=se008&kmcode=2018551366306&Actid=wise&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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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解釋的人

陳為廷

八月過後的惱人溽暑。

自習教室裡同學們埋首書堆，黑板上學測倒數一百多天、離模擬考只剩一個多月。我複習著九五課綱選錄的四十篇核心古文，每讀一篇便拿起國文老師《找一個解釋》的樣書來，於字裡行間重溫昔時上課種種，期待他們又從古文中讀出了什麼驚喜。

正讀著想著，無意間望向窗外，見庭樹枝葉扶疏，新生昂然穿梭校園，不禁想起這兩年許多事來。想起兩年前此刻，自己剛考進北城的高中，對整座城市充滿好奇，對自己懵懵懂懂，對於文學對於反叛，選擇踏進了那間充斥謎與禁忌的社團辦公室。我們捧讀一本本校刊、一則則傳奇故事，我們聽學長高談闊論，分享他們的激動和欣喜。

我想起，那個午後學長帶來了幾本待簽的作品集。他們說，今年學校來了個新的國文老師，是個詩人。我想起我們展讀詩人的詩作，朗誦這樣的句子：

在我們的島上，有許多

我想告訴你的

神秘的地方：在大洋以西

如我懷抱的海灣

每一吋海浪拍擊著我們

陌生的語法說親愛的

這個世界，這就是人生

飛魚在陽光下

躍出憂傷。曙光鼓動

一萬尾鳳蝶的翅膀

那寂靜的森林在呼喊

時間的遺跡

在我們小小的島

要有愛的理由充滿

片片段段地我們得知，轉進北城前，詩人執教於台灣後山、大洋之濱。我們感知詩裡豐沛的海洋意象，對生命、對島嶼的熱愛及渴望，知道有些什麼在那裡。但彼時我們對詩都還遲鈍。我渴切的是小說創作的技巧，是反叛符碼的聱牙學語及一切能夠扎扎實實填滿胸臆的事物。詩對當時的我而言，實在是太柔軟、太不可掌握的語言。

所以，初來乍到的日子裡，我對詩人最深的印象倒不是詩。我們關切的是詩人班上一個勇敢的靈魂。

詩人帶的是一年級導師班，教室漆成粉紅色，有一個座位一直空著。位子的主人和我們一樣剛考上建中，人卻在醫院，遊走於生命的關口。據說是先天性心臟疾病，考上建中那年暑假病情急轉直下，連動了好幾次手術、等待換心。學校裡發起募款捐血、詩人和班上的學生一同寫了許多信和文章送至醫院。所有人都在和死神拔河。

然而那個下午我走過另間教室。幾個月前的新聞，他們說，那個班上有個學長為了課業為了感情窮途而哭，最後選擇了一處高樓，墜向死亡。剎那間我想起等待換心的同學在病床上插滿管器的手，想起粉色教室裡的空位子、想起這段日子在建中經歷的許多不堪與幻滅，深深感到困惑。

換心成功後幾天，同學還是不敵併發症，走了。

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想的，但經過了這一段，我想我的確長大了點。我開始思考自己在建中存在的意義，急迫地為自己找一個解釋。

升上二年級後，詩人教我們班國文，同時是建青社的新指導老師。

翻讀《找一個解釋》裡談世說的篇章，看詩人提及以錄音帶重新「認識」父親生前片段，想起那時我開始和詩人在MSN上對談。他說很喜歡我部落格上關於家人的文章――我的爸爸在我出生前過世，媽媽在幾年前罹癌走了。想起他來自港都，我的老家在苗栗，兩個人都獨自遊走他鄉，只能帶著自己過活。也許因著這層背景而多了幾分凝視，詩人在我學步的身影中可能多少看見了自己當年的樣子。他開始鼓勵我創作，趁還能記得的時候把關於媽媽的記憶書寫下來，並不斷給我為文、為學上的建議，提醒我：千萬別忘了初衷。

然而大多時候我們並不深談。某個冬日午後，詩人把全班帶到爾雅書房，聽隱地老師談《漲潮日》。其中有一段談起逝去的母親，談起曾經深刻卻緩緩淡出的種種，頓時引起我一陣感傷，低著頭把自己壓抑在座位上，直到講座結束也沒人問起。回家後卻見詩人在他部落格上寫道：「我發現有一個自幼喪母的學生靜靜低下頭，好像在想什麼。隱地先生說，母親的離去代表自己童年記憶的終結。母親在世時，總可以一再詢問自己愚騃無知的歲月。當母親不在了，一切便無從問起了。」讓我久久說不出話來。

我想詩人知道我是叛逆、固執，甚至有些不受教的。他只是靜靜地看著我、讀我的文章，並在適當的時刻讓我知道，他正在看著。一如我主編建青的那段日子。升上二年級後編輯群只剩三、四個人，編務繁重，大部分工作落在我頭上。好一段日子我日夜顛倒處理訪談逐字稿，撰寫專題散文小說，偶爾還得請一整天假獨自奔走訪問。詩人在雄中時也是編校刊的，深知編輯流程及其中艱難。然而身為指導老師，他並不過問編輯內容和分工，尊重編輯傳統。我處理完編務後每每昏睡宿舍，翹了許多堂國文課，他也不以為忤，見了面問候：「編得怎麼樣了？」並拍拍我的肩膀，塞給我幾包糖，要我好好照顧自己。

至於其他我從詩人身上學到的許多，大部分是「吵」出來的。詩人上國文課時，大多像《找一個解釋》那樣的形式。古文本身的解析、詞性讀音考試重點當然不可少，但每堂課總會提到一些個人感悟。通常在那種時候我開始藉著他的話批判學校、批判課程、批判體制，然而那樣的批判畢竟是太薄弱、太幼稚了，狂言狂語地，幾句話便被詩人援引某言某例駁倒。印象最深刻的是某次建青社要辦影展，明明借好的場地卻因學校行政疏失，必須挪予教務處使用。學校把詩人、我和教務處的老師找來協調，當場我忍無可忍，用極傷人的言語追究處室疏失，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把詩人和教務處的老師也罵了進去。詩人聞言大概也動了火，對我說自己也曾吃過好幾次學校的悶虧，但這就是體制這就是現實，逞一時口舌之快解決不了任何事情。我轉身就走。

　　後來在課堂上想了許久，深覺自己蠻橫幼稚。其實我知道，一次次言詞上的交鋒，詩人是在鍛鍊我成熟茁壯，具備與體制抗衡的心志。詩人其實是個一直在和體制斡旋的人。多麼不容易，一個即將邁入前中年期的人在世道中打滾，卻還能堅持不與體制妥協、為所當為，腦子裡隨時有顛覆的構思。令人想起彼時建青上剛處理完的「學運」專題，野百合學運時詩人剛好在讀高中，算是「野百合世代」的一員。他們那個世代中多少有能力的人後來都成了權力的核心，多少人隨貪腐政權一一殞落，而詩人選擇在教育場域實踐他的理想，堅守師道，不沉淪、不隨波逐流地將學生教育成人。如他曾給過我的祝福：「珍惜一切都彷彿不能明白的時候。因為不明白，心中才會有許多想像與期待。不要忘記，讓自己溫柔，善良，勇敢。」那麼多愛戴他的學生、那麼多豐碩的果實，所來並非憑空。

下了課我到辦公室找詩人道歉。詩人說了幾句話，不氣了，要我接下來好好和學校那邊協調談判，疏失已然發生，我們唯一能做的是設下一個停損點。語畢又塞給我幾包糖。離去前，坐在詩人旁邊的吳岱穎老師對我說：「以後做事記得圓滑點。撐著點啊，小猴子。」

後來我若是疲憊了或感到困惑時，便到他們的座位上晃晃，和他們說說話。他倆老喜歡說我長得像猴子。

我一直記得，建青編務最後衝刺的那一個月，傍晚時分我疲憊地走到社團辦公室，準備晚上的工作，忽然接到詩人的電話，說：「休息一個晚上吧，我請你去看場電影。」桂綸鎂和莫子儀主演的《最遙遠的距離》。我們搭捷運到西門町，在肯德基吃晚餐，談論我沒能入選小說獎的作品，而後走進戲院。

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後那幾幕，莫子儀和桂綸鎂隔著一段距離，望著無邊無際的大洋。賈孝國穿著潛水裝，步行著以蛙泳之姿沿蘇花公路向北。我想起詩人自大洋之濱北上也已經一年有餘，想起一年多前和學長在社辦裡朗讀詩人的詩。劇中幾個主角在旅途上不斷尋覓，到了最後其實還是只能靠自己。我不知道這一年多，詩人找到了些什麼沒有。但我自己的確是充實而滿溢的，編刊的生活很忙碌，但收穫遠遠超過想像。我又想起那個空位的主人，並深深慶幸著，自己比他多了這得來不易的機會，畢竟是沒有白活，沒有對不起誰。

影片最後樂音響起，胡德夫低沉的嗓音唱著〈最最遙遠的路〉：

這是最最遙遠的路程

來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這是最最複雜的訓練

引向曲調絕對的單純

你我需遍扣每扇遠方的門

才能找到自己的門　自己的人

我們坐在那裡聽完片尾曲，走出空蕩的戲院。

我知道，前方還有很遠的路程要走，很多難關要過，而總有一天我們會走過最後一個上坡，找到自己的門、自己的人，找到那個，屬於自己的解釋罷。

　　墓誌銘：「陳為廷。生於西元1990年，卒於2xxx年。一直到最後都有好好釘圖釘。」

　　＊

　　剛考完模考地理科。往社辦的路上，看見班聯會貼在公布欄上的電影欣賞會海報。一大張歌舞青春的電影海報，只用一個圖釘固定上緣中央。風一吹來整張海報就隨風拉扯，變得模糊歪斜。應該還是新的海報，此刻卻已經皺得像張垃圾。

　　每次在布告欄上看見這樣的海報，總是令我感到莫名難過。　　

　　高一下開始編建青，大大小小徵稿訊息，乃至後來做廢班聯、辦影展，有許多貼海報的機會。那時建中公布欄幾近無政府狀態，各式各樣的社團招生、成發、大學營隊都張貼在公布欄上，各自掩蓋而且從不回收。所以貼海報前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主動整理版面。把海報一一卸下，留下期限未到的、撤下早已結束的活動宣傳，然後再把期限未到的貼回布告欄，稍做排版，最後才將自己的文宣貼在最顯眼的位置。而且每張一定四角用圖釘釘齊、釘好。

　　這樣的動作得重覆在校內五六個公布欄。光是貼個海報，一路做下來大概就得花上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而且還不是釘完就沒事。大概有些人見不得布告欄整齊，我記得我們的傳單海報就曾被圖書館、班聯會的巨幅海報一次遮掩過去。碰上這樣的狀況你又得花上一陣時間把版面重新整理好。一整天戰戰兢兢，遊走在幾個公佈欄間。廢班聯那陣子尤甚。因為牽扯到政治理念，我們的幾款傳單屢屢被撕、被破壞，一天下來來來回回拔釘了三四十次圖釘，姆指間都有點發紅。

　　為什麼那麼認真地處理傳單海報？

　　最重要的當然是視線問題。妥善、整齊的排版絕對比蓋來蓋去的布告欄更有利於吸引路人的視線。除此之外，大概就是一股關乎信念的執著。對我而言，海報是我身為一個編輯者與讀者溝通的重要管道、我必須藉此展現誠意。而那些運動宣示、活動內容都是我的熱情，是我高中生活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全部。

　　我怎麼能隨易地張貼我的熱情、讓他被隨意掩蓋？

　　於是，反過來問。當我看見那些皺巴巴的班聯會傳單時，我真是非常疑惑。他們怎麼能夠這樣處置自己的熱情。

　　這裡頭真的有熱情存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