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天涯。寸心千里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下兩冊)》
作　　者：[英國]　E.P.湯普森
譯　　者：錢乘旦　楊豫　潘興明　何高藻
定　　價：￥54.5
ISBN：7-80657-169-8/I·147
版　　次：2001年1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上架日期：2002.3.17
圖書類型：平裝本
裝　　幀：大32

簡　　介：

　　「工人階級並不像太陽那樣在預定的時間升起，它出現在自己的形成中。」通過這部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學領域的經典之作，作者選取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工人為考察對象，用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觀點解釋歷史，闡述了他關於階級和階級「形成」的理論。見解獨到，反響巨大。

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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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這本書的書名長一點，但能夠很好地表達本書的宗旨。我使用「形成」，因為這是一個在動態過程中進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觀的因素，又有客觀的條件。工人階級並不像太陽那樣在預定的時間升起，它出現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階級」一詞使用了單數，而不用複數，其理由正是本書探討的一個問題。單數和複數自然不同，複數可以進行描述，其含義既清楚又不清楚，它把一些不連續的現象鬆散地聯繫在一起：這裡是裁縫，那裡是織工，堆積在一起而形成工人階級的複數。

　　但我說的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把一批各各相異、看來完全不相幹的事結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經歷中，又包括在思想覺悟裡。我強調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種「結構」，更不是一個「範疇」，我把它看成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中確實發生（而且可以證明已經發生）的某種東西。

　　不僅如此，對階級的看法還有賴於對歷史關係的看法。如其他關係一樣，歷史關係是一股流，若企圖讓它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刻靜止下來並分析它的結構，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會學之網也織不出一幅純正的階級圖形，正如它織不出「恭敬」與「愛慕」這些概念一樣。關係總要體現在真人身上，而且還要有真實的背景。我們不能有兩個涇渭分明的階級，其存在各自獨立，然後再把它們拉進彼此的關係中去。我們不能有愛而沒有戀愛的人，不能有恭敬而沒有地主與長工。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不管這種經歷是從前輩那裡得來還是親身體驗），感到並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對立）時，階級就產生了。階級經歷主要由生產關係所決定，人們在出生時就進入某種生產關係，或在以後被迫進入。階級覺悟是把階級經歷用文化的方式加以處理，它體現在傳統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中。如果說經歷是可以預先確定的，階級意識卻不然。我們可以說具有相似經歷的相似職業集團對問題會作出合乎邏輯的相似反應，但決不能說這裡面有「規律」。階級覺悟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會以相同的方式出現，但決不會有完全相同的方式。

　　有一種說法很有誘惑力，即假定階級是一個「東西」，但在馬克思自己的歷史著作中，這並不是他的本意。然而這個錯誤卻使許多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受到損害。有些人說：「它」，即工人階級，是確實存在的，而且幾乎可以用數學方法來精確測定，例如有多少人對生產資料是處於某種關係之中等等。一旦這種假定確立起來，階級覺悟也就推導出來了：如果「它」適時地瞭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實的利益，那麼「它」就應該有階級覺悟（但實際上卻很少有）。這裡有一個文化上的上層建築，通過它，人們極緩慢地意識到這一點。這種文化上的「落後」與走形使人不能容忍，所以就很容易產生某種替代的理論，即黨團派系、理論家等等，由他們揭示階級覺悟。但這種覺悟並非現實中的覺悟，而是理論上應該如何如何的覺悟。

　　在意識形態的分界線上，另一邊也每天都在犯同樣的錯誤，其中一種說法是完全否定階級的。由於把膚淺的階級概念強加給馬克思，而這種概念又很容易被擊破，於是就有人說：關於階級的任何概念都是胡思亂想出來的，是強加於證據之上，而階級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另一種說法則靠一個奇妙的轉換把階級的動態觀點變成了靜態觀點：「它」，即工人階級，是存在的，而且可以多少準確地界定為社會結構中的一個部分；但階級覺悟卻不是個好東西，它是精神不正常的知識分子發明出來的，因為，在發揮著不同「社會功能」的集團間破壞其和諧共存（由此而延緩經濟成長）的任何東西都是「不合理的失調現象」。（持這種觀點而又與本書所述時期相關的一個例子，可在塔爾科特．帕森斯教授的一位同事的著作裡找到，即Ｎ.Ｊ.斯梅爾策的《工業革命時期的社會變化》（1959）。）問題應當是：如何才能最好地「處理和疏導」它的抱怨。

　　如果能記住階級是一種關係，而不是一個東西，那就不會這樣來思考問題了。「它」之存在，既沒有典型化的利益與覺悟，也不像病人躺在整形醫生的手術台上那樣讓人隨意塑造。我們不會像某位作者那樣本末倒置地來看問題，他在研究階級問題時，一頭栽進了方法論的牛角尖，而不去考察真實歷史背景下的真實階級地位，於是我們聽說：

　　階級的基礎是與地位有關的權力差異，即與其權力預期值有關的社會功能結構。…個人由於發揮了與權力有關的社會功能而成為一個階級的成員，…他屬於某個階級是因為他在一個社會組織中佔有某種地位，也就是說，階級的身份來自對社會功能所承擔的責任。（Ｒ.達倫多夫：《工業社會中的階級與階級衝突》（1959），第148—149頁。）

　　問題的關鍵是：這個人如何才能進入某種「社會功能」？還有，那個特別的社會組織（連同其財產權和權力結構），是如何出現的？而這些，就是歷史問題了。如果讓歷史停留在某一點上，那就不會有階級，而只會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經歷；但如果在社會發生變化的一個適當的時間段上來觀察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互關係及思想與建制的模式。階級是人們在親身經歷自己的歷史時確定其含義的，因而歸根結底是它惟一的定義。

　　我對某些社會學家在方法論上的見解也許理解不深，但我希望，我這本書至少對理解階級有所貢獻。我相信，階級是社會與文化的形成，其產生的過程只有當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自我形成時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階級，就不可能理解階級。這本書可以看做是英國工人階級從步入青春到早期成熟的一本傳記，1780至1832年間，多數英國工人開始意識到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統治者和僱主們對立。統治階級當然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在這些年中之所以還能抱成一團，是因為面對反叛的工人階級，他們間的某些對立化解了（或降到相對次要的地位上）。因此，在1832年，工人階級的存在是英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本書的寫作如下：第一部考察18世紀留傳下來的人民傳統，這些傳統在18世紀90年代嚴酷的雅各賓騷動中發揮了作用。第二部從主觀因素轉向客觀因素，即工業革命時期不同工人集團的親身經歷，而在我看來，這些經歷的意義特別深遠。這個部分還企圖對工業中新產生的勞動紀律的特點作出評價，以及衛斯理宗與勞動紀律有什麼關係。第三部談人民激進主義的歷史，從盧德運動開始，到拿破崙戰爭結束時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後，還對19世紀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論和階級覺悟的某些方面進行探討。

　　因此，本書不如說就是一組論題彼此相關的論文集，而不是首尾相連的敘述文。在選擇這些論題時，我常常意識到我正在向流行的正統觀點挑戰，比如說，這裡有費邊社的正統觀點，它把工人群眾看成是自由放任政策的被動的犧牲品，只有少數一些卓有遠見的組織工作者不在其例（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朗西斯．普雷斯）。經濟史學家以經驗為基礎，他們也有他們的正統觀點，他們把工人看成勞動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統計數字的原始資料。此外，還有所謂的「天路歷程」正統觀點，它在這一整段歷史時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種各樣的先行者——諸如福利國家的先驅、社會共和國的前輩、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業關係的早期實例等等。當然，所有這些正統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它們都擴大了我們的知識面。但對第一、第二種觀點我要說：它們很容易忽視工人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忽視他們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自覺作出的貢獻；對第三種觀點我要說：它用後人的眼光來看待歷史，而不顧及歷史本來的面目。只有成功者（即他們的願望預示了後來的發展的人）才被記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的事業，還有那些失敗了的人則統統都被忘記。

　　我想把那些窮苦的織襪工、盧德派的剪絨工、「落伍的」手織工、「烏托邦式」的手藝人，乃至受騙上當而跟著喬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從後世的不屑一顧中解救出來。他們的手藝與傳統也許已經消失，他們對新出現的工業社會持敵對態度。這看起來很落後，他們的集體主義理想也許只是空想，他們的造反密謀也許是有勇無謀；然而，是他們生活在那社會劇烈動盪的時代，而不是我們；他們的願望符合他們自身的經歷。如果說他們是歷史的犧牲品，那麼他們現在還是犧牲品，他們在世時就一直受人詛咒。

　　我們在作判斷時，就不能把這一點作為惟一的標準，即人的活動是否被後來的歷史發展所證實。不管怎麼說，我們自己也不是在社會進步的最終點上，工業革命時期，人們失敗了的某些事業，也許能讓我們看清至今仍須整治的某些社會弊病。此外，還有兩個特別的原因使這個時期尤其引人注目，就是：第一，在這個時期，人民運動特別注重平等與民主的原則，我們雖然時常誇耀我們的民主生活方式，但在那些關鍵的歲月裡發生的事，卻又常常被人們忘記或忽視；第二，今天這個世界，大部分地區仍存在工業化帶來的種種問題，存在著為建立民主而帶來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和我們在工業革命中的經歷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國失敗了的事業，說不定會在亞洲或非洲取得勝利。

　　最後，我要對蘇格蘭和威爾士的讀者說幾句道歉的話。我沒有涉及他們的歷史，這不是出於沙文主義，而是出於衷心的敬意。因為階級既形成在經濟中，也形成在文化中，所以我十分當心，不把英國的經驗普遍化（我確實談到了愛爾蘭人，但不是在愛爾蘭的愛爾蘭人，而是到英格蘭來的愛爾蘭移民）。蘇格蘭的經歷尤其和我們一樣，它既激動人心，又充滿痛苦，雅各賓派在蘇格蘭的宣傳鼓動甚至更加激烈，更加英勇。但蘇格蘭的事畢竟不同，加爾文教不是衛斯理宗，雖然在19世紀初很難判斷哪一個教派更不好。英格蘭沒有像高地移民那樣的農民，群眾文化也相當不同。很可能，直至19世紀20年代，都可以把英格蘭和蘇格蘭的經歷分得一清二楚，因為到這時為止，雙方的工會和政治聯繫都是時斷時續的，而且很不成熟。

　　本書寫於約克郡，因此常常使用約克西區的史料。我要感謝利茲大學，感謝Ｓ. Ｇ.雷布爾德教授，是他們使我在幾年以前開始研究這個項目，而最後就寫成了這本書；我感謝利維霍姆基金會，是它給了我高級研究員的身份，使我能最終完成這本書。我在給學生上課時，也從學生那裡學到許多東西，這本書中提出的那些問題，有許多就曾和他們討論過。我還要感謝各部門主管，是他們准許我引用了手寫的資料和有版權的資料，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將特別寫在全書的最後。

　　我還應該感謝其他許多人，如克里斯托弗．希爾先生、阿薩．布里格斯教授和約翰．薩維爾先生，他們對本書的部分書稿作出過指正，雖說他們並不對我的觀點負責。Ｒ. Ｊ. 哈里斯先生在編輯本書時極有耐心，因為本書突破了一套叢書的限制，而最初這本書是寫給那套叢書的。佩裡．安德森先生、丹尼斯．巴特先生、理查德．科布先生、亨利．科林斯先生、德里克．克羅斯利先生、蒂姆．恩賴特先生、Ｅ.Ｐ.亨諾克博士、雷克斯．拉塞爾先生、約翰．雷克斯博士、Ｅ.西格斯沃思博士和Ｈ.Ｏ.Ｅ.斯威夫特先生都曾在不同方面給予幫助。此外，我還要感謝多蘿茜．湯普森夫人，她也是歷史學家，而她又是我的妻子，本書的每一章都曾和她討論過，我們之間的關係使我能夠借用她的觀點，也能借用她筆記本上的資料。她的貢獻不表現在這一點或那一點上，而表現在看問題的整體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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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首先要感謝各有關部門與圖書館，它們讓我得以引用手稿資料。皇家出版署允許我使用公共圖書館中版權屬國家的未出版史料；菲茨威廉伯爵和伯爵的溫特沃思領地管理處通過設菲爾德市立圖書館的美意，允許我使用溫特沃思的伍德豪斯檔案室的史料（菲茨威廉文件）。我還要感謝大英博物館手稿保管部（普雷斯收藏品）、諾丁漢市政會（針織工文件）、諾丁漢公共圖書館、利茲市立圖書館以及軍功十字勳章獲得者Ｊ.Ｂ.Ｅ.拉德克利夫上尉（拉德克利夫文件）。我要感謝以上所有這些機構中的工作人員，感謝他們的協助，以及下面這些機構中的工作人員：曼徹斯特的約翰．賴蘭茲圖書館、曼徹斯特中心檔案館、諾裡季中心檔案館、布拉澤頓圖書館（利茲大學）、佈雷德福、哈里法克斯和威克菲爾德三地的公共圖書館，以及哈德斯菲爾德的托爾森紀念博物館。第 187頁上的盧德派「入場券」是國家版權所有，由皇家出版署准許複製。（「入場券」圖案中譯本從略。——編注）

　　我還要感謝以下這些出版社准許我引用版權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即喬治．艾倫和昂溫公司（Ｍ. 韋伯的《新教倫理主義和資本主義精神》，1930年），劍橋大學出版社（約翰·克拉潘爵士的《英國現代經濟史》，1929年，第1卷；Ｒ.Ｎ.薩拉曼的《土豆的歷史與社會影響》，1949年），牛津克拉倫登出版社（喬治·魯德的《威爾克斯和自由》，1962年），朗曼格林有限公司（Ｊ.Ｌ.和Ｂ.哈蒙德夫婦的《城市工人》，1917年；《技術工人》，1919年），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Ｅ.霍布斯鮑姆的《綠林好漢》，1959年），和牛津大學出版社（Ｔ.Ｓ.艾什頓的《工業革命》，1948年）。欽定本《聖經》是國家版權所有，本書經許可而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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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湯普森和《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錢乘旦


　　1963年，英國史學界出現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它一出版，立刻引起轟動，受到廣泛重視。許多報刊雜誌發表評論，各種書評紛至沓來。《泰晤士報》評論說，它「幫助人們重新想起工人階級在自我形成的過程中表現出的苦惱、英雄事蹟和理想追求，凡是對英國人民的歷史進程感興趣的人，都不可不讀這本書。」《聽眾信箱》雜誌說：「這是一部生氣勃勃、有很高價值的歷史著作，其中許多鮮明的觀點，對當代眾多的正統觀點提出了重大的挑戰。」《書評》雜誌說：「這本書之所以引起爭論，其原因也許僅僅是：許多人已經忘記攝政王時期和維多利亞女王早期英國局勢有多麼危險了，自哈蒙德夫婦的經典著作出現以來，這是研究那一時期最重要的一本專著。」《論壇報》稱它是「一部真正的匠心之作」。書的衝擊波甚至越過大洋，穿過大海，在大西洋彼岸和大洋洲引起震動，它不僅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再版印刷，而且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紐約書評》稱它是一部「有絕對權威性、經久而重要的著作」；幾年中，它一版再版，風靡各國，成為20世紀西方歷史學不多的幾部創學派的開山作品之一。

　　這部書的作者當時只有39 歲，是利茲大學院外教育部的講師。他在利維霍姆基金會的贊助下，花了好幾年時間，搜尋了大量原始資料，查閱了各種有關書籍，最後寫成一本洋洋幾十萬字的大書，取名為《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位作者，就是後來聞名世界史壇的當代歷史學家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Ｅ.Ｐ.湯普森）。

　　湯普森1924 年出生在英格蘭，父親是作家兼詩人，在印度殖民地從事過教育工作，同情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與尼赫魯等國大黨領袖頗有私交。父母的思想對幼年湯普森很有影響；中學時期，他在一所衛斯理派私立學校讀書，然後考進劍橋大學學習，這時，他加入了英國共產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應徵入伍，先後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國作戰。他的哥哥也是一名共產黨員，作戰很英勇，晉陞到上校，後來在戰爭中犧牲。哥哥對他的影響很大，戰後，他曾與母親共同寫了一本追念哥哥的書，題名為《一個幽靈在歐洲徘徊》。（這是《共產黨宣言》中的第一句話，用在這裡，是一語雙關。）戰爭結束後他回到劍橋大學繼續學業，同時也積極參加黨的活動，並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國協助當地的戰後重建工作。1956年，由於不滿蘇聯對匈牙利問題的處理，他和其他一些歷史學家如羅德尼．希爾頓、克里斯托弗．希爾等共同退出共產黨，這以後，他成了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他對政治活動一直很有興趣，曾參與起草「1968年五一宣言」，反對工黨政府實行向右轉政策。70年代，他又積極投入和平主義運動，是歐洲反核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湯普森的著作除《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之外，還有兩本歷史學專著，一本是《威廉．莫里斯：從浪漫主義到革命》，寫的是英國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威廉．莫里斯的生平；另一本是《輝格黨人與獵人》，剖析18 世紀英國社會衝突中一個典型的現象：偷獵活動。湯普森還發表過一些重要的歷史學論文，它們雖然篇幅不大，但份量很重，並不亞於專著。它們多數涉及18世紀英國的社會問題，在歷史學界很有影響。這些論文中特別重要的有：《時間、勞動紀律與工業資本主義》（1967），《18世紀英國民眾的道德經濟學》（1971），《貴族的社會、平民的文化》（1974），《民間文學、人類學和社會史》（1978），《18世紀英國社會：沒有階級的階級鬥爭？》（1978），這些論文後來收歸為一本書，題為《鄉規民俗》。此外，湯普森還寫了許多政論文、時事評論等，撰寫過反戰、反核武器的書。

　　相對來說，湯普森在歷史學方面並不算「多產」，但他的學術影響遠不可用數字來衡量。《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系統地表達了他的基本學術觀點。

一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寫的是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工人的歷史，而這段歷史在英國史學界曾經被長期遺忘。

　　19世紀，輝格派歷史學家在英國史壇佔據主導地位，他們的觀點代表著英國歷史學的主流。輝格派史學家主要關心為英國的「憲政」尋找歷史的合理性，因此他們把光榮革命以來的英國憲政史作為歷史學的主要描述對象。在他們看來，以光榮革命為起點的英國近代史，是輝格黨憲政理想的勝利史；這是一部偉大政治家的歷史，記載著這些政治家的功勳，而正是這些政治家，繼承和發揚了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古老而光榮的「自由」傳統，他們領導國家維護憲政、反抗「暴君」的統治。在輝格派的歷史中，人民群眾是沒有地位的；即使有，也只是在遙遠背景上隱約可見的一群暴民，可以受到任何一個政治派別的操縱和利用。輝格派史學家以馬考萊為代表，其影響一直延續到20世紀。

　　下層人民被引進歷史學大門是在19 世紀末，引路人是費邊社歷史學家。費邊派為了用歷史來印證他們的「社會主義」理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會運動上。在他們看來，工會是「工業民主」的寄居處，工人用工會的手段，可以逐漸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使社會主義穩步「滲入」資本主義。他們研究英國工會運動史，是為了說明民主的精神如何在工會這個組織里根深蒂固；向來就有「工業民主」傳統的英國工人，有能力選出自己的代表，把他們送進議會，讓他們代表工人管理國家。（參見西德尼和比阿特麗絲．韋伯夫婦著《工業民主》（1897）。）因此，他們的目標實際上是為建立工黨、實行「工人參政」尋找歷史根據，為「英國社會主義」即工會——費邊社傳統張揚正名。費邊社歷史學家是英國的社會主義歷史學家，其早期代表是韋伯夫婦，在20世紀的代表是Ｇ.Ｄ.Ｈ.科爾。

　　20世紀初，自由派歷史學家也開始注意下層人民的歷史，於是就產生了哈蒙德夫婦的「勞工三部曲」（《鄉村工人》、《城市工人》和《技術工人》）。在政治上，自由派與輝格黨有很深的淵源，在歷史著作中，自由派也不能完全脫開輝格派的窠臼。哈蒙德夫婦對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工人的經歷充滿同情，對他們的苦難作了催人淚下的描述。他們認為：技術發明造成剝削，而剝削則引起反抗，因此，「這個時期的英國史讀起來像是一部內戰史。」（《技術工人》（倫敦和紐約， 1979），第1頁。）但他們認為：工人群眾中一切帶有暴力色彩的反抗都不是工人的本意，所有的暴力活動都是由托利黨政府所僱傭的奸細「挑唆」的，托利黨政府故意製造「暴力革命」的假相，目的是混淆視聽，為鎮壓合法的改革運動尋找藉口。由此可見，哈蒙德夫婦實際上是把勞動人民的歷史納入了憲政改革的軌道，把馬考萊的黨派偏見融入了英國勞工運動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開始在英國嶄露頭角，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也逐漸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史學流派。1952 年，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創辦《過去和現在》；不久後，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許多學者把馬克思的著作作為歷史研究的基礎，在許多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下層人民越來越成為歷史研究的主角，帝王將相終於不再霸佔歷史舞台，歷史學家也似乎終於要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了。不過，多數馬克思主義學者特別注重早期資本主義形成的歷史（如莫里斯．多布關於資本主義形成問題的研究、羅德尼．希爾頓關於封建主義與農民問題的研究、克里斯托弗．希爾關於英國革命的研究等），而使工業資本主義時期成了相對的研究空白。少數幾個馬克思主義者研究工業資本主義，但又特別偏愛工廠制及其剝削後果（如埃里克．霍布斯鮑姆關於工人問題的研究），而把哈蒙德夫婦開拓的領域長期留在非馬克思主義者手裡。

　　60年代初，出現一批更年輕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對「英國式的社會主義」感到失望，因而想全面否定英國工人的傳統。他們認為這種傳統不能在英國產生群眾性的社會主義運動，也不能產生有影響的革命政黨，英國的傳統是完全失敗的，完全不值得留戀。他們主張拋棄英國的傳統，轉向「國際主義」，他們中一位代表人物佩裡．安德森說：「我們再也不想挖掘自己的過去、去蒐集進步的或其他什麼歷史的傳統，來給英國的文化經驗主義和政治合法主義臉上貼金了。…失望…把我們趕出英國，去尋找開發更廣闊的文化天地，結果就有了國際主義這個理論園地。國際主義信念的基礎是：如果說歷史唯物主義在19世紀中期誕生時至少彙集了三個不同國家的思想體系，即德國的哲學、法國的政治學和英國的經濟學的話，那麼它在20世紀中期自由而有成效的發展，也必須靠同樣程度乃至更激烈地去突破國界。總之，我們不相信馬克思主義是一國的事。」（佩裡．安德森：《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部論戰》（弗索版），第148—149頁。）出於這種思想，他們對「英國社會主義（及人民鬥爭）的歷史不感興趣，而把注意力放在馬克思關於歷史發展的一般理論問題上」。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就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下產生的：一方面，英國工人在工業化過程中的苦難經歷主要由費邊主義和自由主義來塑造；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知識界產生了無視英國傳統、脫離英國實際的傾向。而湯普森試圖要做的，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理解英國的這段經歷。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在英國出現還有一個社會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勞動人民的社會、經濟狀況有所好轉，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許多勞動人民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成為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思想上相對左傾，對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抱有同情，他們對自己的父兄——曾用汗水澆灌了工業革命之花的普通勞動者追憶緬懷、又充滿崇敬，同時又有一種神秘的好奇感，想在他們的經歷中尋找自己的來源。這是一種「尋根熱」，《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恰恰就滿足了這種願望。因此它的出現，既紮根在英國歷史的傳統中，又產生於時代特殊的召喚裡。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美知識界普遍左傾，蘇聯的成長和西歐共產黨的發展明顯對他們產生影響，馬克思的著作在學術界廣泛流傳，出現了像阿爾杜塞和薩特這樣一些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而其本身又有很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學術活動使西方出現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流派，「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在各個學術領域進行研究，做出了一些學術性很強、並不為某個黨派的特殊政治目的服務的研究成果。這些人特別重視人類活動中文化的因素，如傳統、道德、價值體系、意識形態和組織形式等等，這是學術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有些人稱之為「文化馬克思主義」。湯普森的書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大背景中產生的。


二

　　湯普森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是英國（乃至歐洲）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代表作。它之所以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僅是因為作者自己這樣說，許多讀者這樣認為，而且更因為書中用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觀點解釋歷史，重視工業革命時期英國下層人民的經歷。

　　不過，湯普森對「階級」有自己的理解，他在書中說：「我說的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把一批各各相異、看來完全不相幹的事結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經歷中，又包括在思想覺悟裡。我強調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種『結構』，更不是一個『範疇』，我把它看成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中確實發生（而且可以證明已經發生）的某種東西。…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不管這種經歷是從前輩那裡得來還是親身體驗的），感到並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對立）時，階級就產生了。」（原書第9頁，下同）這就是湯普森給「階級」下的定義。在這個定義裡，我們可以看出：階級的「存在」和階級「覺悟」是同一的，存在不可能沒有「覺悟」，覺悟本身就是「存在」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不可能只有階級而沒有覺悟，階級不可能先於覺悟而存在。當一個人出生的時候（或是在出生後的某個時候），他就被置於某種生產關係中，在這個關係中處於某種地位。但是，他對這種地位的認識並不與生俱有，他必須通過許多「經歷」才能認識到這一點。當很多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感到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並時常對立時，他們就感到了共同的「存在」，也就是產生了集體的「覺悟」，只有在這個時候——在共同的「覺悟」產生之後，階級才終於「形成」。因此，「自在的階級」和「自為的階級」之間的差別是不存在的，有階級就必須「自為」，沒有覺悟的「階級」是不可想像的。湯普森把「階級」的概念與階級覺悟及其意識形態表現形式緊密地聯繫起來，反映了他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傾向。

　　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可以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為這樣一個階級的定義找到依據。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裡談到19 世紀中葉法國的農民問題時曾說：「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繫，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繫，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93頁。）根據這段話，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們解釋說：這表明馬克思認為，僅僅有經濟「利益的同一性」還不夠，階級的「形成」，還必須加上「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全國性的聯繫」、「政治組織」等等。這就證明「存在」本身還不足以成為階級，階級的「形成」必須有觀念與思想意識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也說過「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1頁。），這表明，他們不認為無產者的「存在」就是工人階級的存在，無產者必須「組織成為階級」。

　　那麼，如何才能「組織成為階級」呢？答案是：通過工人的各種鬥爭，無產者逐步聯合起來。個別的行動逐步發展成集體的行動，分散的活動逐步集結為有組織的活動，「他們甚至建立了經常性的團體，…有些地方，鬥爭轉變為起義」。「他們鬥爭的真正成果並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來愈擴大的團結。這種團結由於大工業所造成的日益發達的交通工具而得到發展，這種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聯繫起來。只要有了這種聯繫，就能把許多性質相同的地方性的鬥爭匯合成全國性的鬥爭，匯合成階級鬥爭。」（《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0頁。）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用馬克思的這些說法論證他們的階級定義，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理解《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本書的理論背景。由此我們知道，為什麼這本書被作者說成（也被多數評論家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部作品。

　　從這個定義出發，湯普森把工人階級的「經歷」看做工人階級「形成」的關鍵。湯普森說：「階級是社會與文化的形成，其產生的過程只有當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自我形成時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階級，就不可能理解階級。」（第11 頁）。「經歷」是「存在」與「覺悟」間的紐帶，沒有這些經歷，意識就不會出現，「覺悟」就不會生成，階級也就不能「形成」。所以，在這本洋洋數十萬言的恢弘大作中，他詳盡地考察了工人階級「經歷」中的每一個方面：從勞動到生活水平，從組織到政治活動，從宗教情緒到文化娛樂方式。所有這些，都包括在他的「工人階級的經歷」中，而正是這些經歷，最終使「多數英國工人開始意識到他們之間的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統治者和僱主們對立」（第11頁），從而「形成」了階級。我們在翻閱這部巨著時，將不會奇怪書中如何不厭其煩地敘述那麼多看起來似乎是毫不相幹的瑣事，也不會奇怪那面面俱到、無所不包的細節如何會與工人階級的「形成」有關。湯普森向我們闡述的，正是他關於階級與階級「形成」的一個理論，正如他所說：「我想把那些窮苦的織襪工、盧德派的剪絨工、『落伍的』手織工、『烏托邦式』的手藝人、乃至受騙上當而跟著喬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從後世的不屑一顧中解救出來。他們的手藝與傳統也許已經消失，他們對新出現的工業社會持敵對態度…他們的集體主義理想也許只是空想，他們的造反密謀也許是有勇無謀；然而，是他們生活在那社會劇烈動盪的時代，而不是我們」；「階級是人們在親身經歷自己的歷史時確定其含義的，因而歸根結底是它惟一的定義」（第11頁，第12—13頁）。

　　由此我們就不必奇怪：對工人在工業革命中的一切活動，湯普森幾乎都抱一種同情的態度，而很少指責它們「落後」、「無遠見」或「背叛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等等。這裡的原因就在於：湯普森認為所有這些都是英國工人的「經歷」，而正是這些經歷促進了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三

　　我們已經知道這本書主要是表達湯普森關於階級和階級「形成」的理論，但由於它敘述的是英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其涵蓋面又極其廣泛，因此不可避免地牽涉到許多重大的歷史問題，有些問題是英國史學界長期爭執不休的。對所有這些問題，湯普森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因此本書甫一問世，即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

　　書的第一部寫「18 世紀留傳下來的人民傳統」（第12頁），在湯普森看來，這些傳統包括以下四個方面。首先，是清教非國教派的思想與組織傳統，這從17世紀革命時期的「千年王國派」開始，經過班揚的《天路歷程》和18世紀初的非國教教派組織，到18世紀中葉出現衛斯理宗。湯普森認為，在這樣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新教非國教教派經歷了意識形態上的「後撤」，即從「千年王國派」堅強的戰鬥性後撤到18世紀非國教教派對「內在王國的反身自省」之上。湯普森說：「理解這種後撤—— 以及在後撤之後還剩下什麼，對於理解18世紀的情況以及後來工人階級政治活動中一個持久的因素非常關鍵」。到18世紀，在革命的理想破滅之後，非國教教派不再要求建立「聖人的國家」，而是努力適應社會現實，力圖與現成的制度達成妥協。在這種妥協中，它們丟棄了原則卻保存了組織，使非國教傳統得以傳留下來。「這些教派在決意耐心地忍受『現世之苦，」放棄其取得『政府統治權』的希望時，卻也能夠把政治上的無所作為與一種蟄伏的激進主義結合起來，…一旦遇到比較合適的環境，它就會再次燃燒成燎原之火」（第30頁）。這樣，非國教的思想與組織傳統成為19世紀工人反抗鬥爭的一個深刻的歷史根源。

　　第二種傳統是人民群眾自發而無組織的反抗行為，主要表現為群眾暴動、搶糧風潮、滋事騷亂等等。整個18 世紀，這種人民的「直接行動」始終不斷，儘管它無組織、混亂、渙散，而且時常表現為漫無目標，但「在每次這種形式的大眾直接行動的背後，我們都能發現某些具有合法性的權利概念」。英國人民始終認為他們的權益是受到習慣的保護的，認為自己有權採取直接的行動匡正社會時弊、維護「道德經濟學」，這為日後工人的鬥爭提供了歷史依據。

　　第三種傳統是英國人對「生而自由」的強烈認同以及作為「生而自由的英國人」的強烈自豪感。從17 世紀革命時的平等派開始，經過18世紀的許多人民運動（戈登暴動、威爾克斯事件等）和許多貧民思想家（戈德溫、斯彭斯等）的填補鍛造，到潘恩那裡終於發展為集大成。湯普森對潘恩的《人權論》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它在形成工人階級意識方面起了無與倫比的作用。「《人權論》是英國工人運動的奠基之作（第90 頁），它和班揚的《天路歷程》一起，是英國工人的啟蒙教科書（第五章）。

　　第四種傳統就是法國大革命所激發的英國「雅各賓傳統」。法國革命在英國造成深刻影響，培養了人民的平等共和意識。下層勞動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有權參加國家的治理，因而引發出工人群眾的激進運動。這種激進主義傳統從18世紀90年代延續到19世紀中期，是構成工人階級「經歷」的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在法國大革命和英國民眾激進主義之間起橋樑作用的，是潘恩的《人權論》，因此《人權論》在激進主義運動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地位。

　　以上四種傳統就是英國工人階級在「形成」時從過去繼承下來的主要遺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湯普森在探討英國工人運動的成因時，並沒有從理論到理論地進行某種教條式的演繹，他從英國歷史的實際出發，著手於英國的特殊性，體現了英國歷史學求實、實證的傳統。

　　書的第二部分「從主觀因素轉向客觀因素，即工業革命時期不同工人集團的親身經歷」（第12 頁）。這一部分涉及的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實在令人咋舌，表現了湯普森廣闊的知識領域和深厚的史學功底。如果我們把它從書中抽出單獨作為一本書出版，題名為《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工人的經歷》云云，它也會成為一本傳世之作的，更何況它還組織在一個如此宏大的體系裡，用以說明工人階級的「形成」理論呢！

　　這裡所說的「經歷」包括以下這些方面：工資、物價、生活水平、勞動條件和勞動紀律、宗教與道德、休閒與娛樂、婦女與兒童、工會與互助會組織等等。所有這些內容，都最能體現「社會史」的研究範疇，湯普森自稱是「社會史學家」，這在書中的這個部分最能充分地表現出來。文中廣徵博引，談古論今，令人不得不對湯普森作為「社會史學家」的崇高地位肅然起敬。

　　這一部分涉及到英國史學界長期爭論的最重大問題之一——生活水平問題。還在工業革命正在進行的時候，關於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問題就已經引起同時代人的爭論。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引用官方各種資料說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亨利．梅休在英國各地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結果寫成致《晨報》編輯部的82封信，也充分揭示了工人群眾遭受的苦難。19世紀下半葉，許多中等階級人道主義者繼續這種社會調查，證明在當時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中，貧困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這使費邊社會主義者對工業革命中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持一種「悲觀」的態度；哈蒙德夫婦也支持這種立場。但「樂觀」派也大有人在，尤爾牧師1835年寫的《工業哲學》是系統地闡述「樂觀派」觀點的最早一本著作，在以後幾十年中，為這種觀點辯護的人不斷出現。20世紀初哈蒙德夫婦的「勞工三部曲」出版後，在生活水平問題上受到克拉潘的《現代英國經濟史》的猛烈批判，這本書用大量統計數字得出一個「平均」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曲線圖，用以表明工人階級的實際購買力提高了，因此其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樂觀派」的觀點在30年代佔上風；到50年代，馬克思主義者重新在這個問題上發起進攻，而「樂觀派」則堅守陣地，一直論戰到60年代初。就在這時，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出版了，為「悲觀派」提供了強大的生力軍。

　　湯普森認為：「平均」的生活水平是沒有意義的，「平均」只說明抽像的工人，而每一個具體的工人，那些受苦受難、飢寒交迫的手織工、織襪工、剪絨工等等，他們的痛苦就被悄悄地埋沒在這個「平均」水平之下，他們的苦難也就被完全掩飾了。他因此分門別類地逐一敘述各個工人集團在工業革命時期的生活狀況，表明受工業革命影響最大的這些人，如何落到了貧困的深淵。除此之外，湯普森還指出：單純的「量」不足以說明生活水平，「質」的因素必須考慮，而且也許更重要。即便某些工人在實際收入方面確實有所提高，但他們喪失了對自己勞動的控制權，喪失了「獨立」，喪失了娛樂和休閒，喪失了與家人團聚在一起的天倫之樂，他們必須服從嚴格的勞動紀律，成為生產與機器所控制的僕人。這些代價，是補償不了物質生活的某些改進的。湯普森以他「生活水平的質」的概念投入論戰，使生活水平問題向更廣闊的方向發展。

　　與此同時，湯普森還討論了衛斯理宗對工人運動的影響。衛斯理宗是18 世紀中葉由國教內部產生的一個新教派，它重視在勞動人民中傳播「福音」，引起下層人民狂熱的「宗教復興」。湯普森認為，衛斯理宗一方面改造了勞動人民桀驁不馴的性格，使他們成為有自製能力的新人，從而為即將到來的工業革命培養了第一代懂得服從和遵守紀律的工人。但另一方面，衛斯理宗為工業革命時在現實中總是遭受挫折（包括反抗鬥爭中失敗）的工人提供了精神上的避難所，因為「強調來世的任何宗教都是失敗者和失望者的千年王國」（第381—382頁）。衛斯理宗由於不肯拋棄任何一個「被遺棄的人」，堅持在普通勞動人民中傳播上帝的聲音，因此得到勞動者的擁護，使他們在宗教中尋找到一絲慰藉。勞動者在衛斯理宗的小組討論會、群眾性的露天布道、野營傳教活動以及擔任地區及班組負責人和俗人傳教士的工作中找到了自身的價值，從而為形成某種「覺悟」創造了條件。而且，所有這些形式又都為日後的工人運動提供了現成的借鑑，使他們獲得了組織工作的經驗。湯普森沒有對衛斯理宗這樣一劑「宗教鴉片」作簡單了事的判決，而是從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受苦人的角度來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衛斯理宗為什麼能夠成功地發揮既作為剝削者的宗教又作為被剝削者的宗教這樣雙重的作用呢？」（第 375頁）

　　書的第三部分題為「工人階級的存在」，實際上是寫19 世紀最初30年代工人階級的政治史，「從盧德運動開始，到拿破崙戰爭結束時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後，還對19世紀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論和階級覺悟的某些方面進行探討」（第12頁）。在這一部分中，作者滿懷深情地描述了工人階級有組織反抗的經歷，在他的筆下，被統治者長期認定是「叛逆」、「罪犯」的工人運動領袖都還了歷史的本來面目，而成為在本階級解放事業中英勇獻身的大無畏英雄。作者的同情心躍然落於紙上，他對工人階級的每一種反抗形式都給予同情的評價，而不管它看起來是如何「原始」、如何魯莽甚至不合情理。他認為那些就是英國工人在工業革命時期的主要經歷，都導致工人階級的最終「形成」。他不願站在後人的高度上來指責前人的「幼稚」，他只願依照他筆下那些人物的立場去理解他們那個時代。這種歷史主義觀點使他對「英國傳統」充滿了感情，讀湯普森書的這一部分，就如同讀一部英國工人的荷馬史詩，其可歌可泣、英勇悲壯，令人淚下！

　　這一部分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英國工人是否有革命暴力的傳統。哈蒙德夫婦否認這種傳統，他們把19 世紀最初二十年中一再出現的革命密謀乃至真實發生的武裝起義都說成是托利黨政府派遣的奸細人為造成的結果，其目的是為托利黨的高壓政策編造合理性，從而鞏固托利黨一黨的統治。湯普森嘲笑這種說法，說政府派出數十萬軍隊，疲於奔命，風聲鶴唳，結果只是為捕捉連政府自己都不相信的暴動神話，這在一個有健全頭腦的人，是不可想像的。儘管如此，哈蒙德夫婦的說法卻在史學界流行了幾十年。湯普森詳細追述了英國工人運動中每一次暴力活動的痕跡，他試圖要做的，就是徹底糾正哈蒙德夫婦在黨派偏見驅使下造成的歷史扭曲。

　　最後應該說明，湯普森決不認為英國工人在工業革命時期的反抗鬥爭僅僅是對生活條件惡化作出的反應，而哈蒙德夫婦、費邊社知識分子乃至英共黨員作家都曾作出過這種解釋。湯普森強調傳統、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形式的重要性，強調非經濟方面在階級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強調階級在客觀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時又主觀地形成自己的過程。

　　以上這些就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本書的主要觀點。由於它內容廣泛，特點鮮明，因此自書出版之後，就一再受到各方關注，贊同和反對的意見層出不窮，形成經久不衰的史學大辯論。直至今天，在書出版三十多年後，凡研究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史，而不去看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的，仍舊行不通。這本書已成了這一時期英國社會史和勞工史的經典之作，是創學派的開山之舉。三十多年中，圍繞著湯普森提出的許多問題，英國史學界展開了持久的討論，引發出一大批專門著作，其中有一些已經產生很大影響，形成一個明顯的學術派別。即使是反對湯普森的人，無論是從「左」的還是從右的方面反對，他們也都不得不在湯普森提出的問題範圍內發難，以求攻其一點。湯普森的這本書，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將仍然發揮巨大的影響。它的影響甚至已經超越英國歷史的範圍了，它提出了全世界（至少是歐洲）早期工人運動史上許多帶普遍性的問題，還有工業化時期許多國家都會產生的某些問題，因此它的理論框架甚至可適用於英國以外的國家。由此，《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取得了國際聲譽，湯普森也躋身於國際最知名的當代歷史學家之列。他的書已翻譯成許多文字，成了全世界共同的文化瑰寶。

　　但這樣一部傑出的作品，卻到80 年代初才為我國歷史學界所聞。當時首批來華作學術訪問的英美學者，發現中國史學界竟無人知道這本書以及這本書的作者時，顯然是大吃一驚。中國的門戶關得太緊了，中國與世界隔絕了太久！文化本來是全人類共同的財產，隔絕自己，只會造成自己的落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交往日密，文化與學術溝通也日趨增強。中國逐漸瞭解世界，世界也逐漸瞭解中國。本來有許多隔閡是文化上的差異造成的，增進文化交往，能促進世界的和平與進步。

　　80年代初，我在美國買到這本書；不久英國友人贈給我們的書中，也包括這本書。知道湯普森的中國人逐漸多起來，國內好多單位也開始購進他的作品。然而能夠用英文閱讀並且接近這本書的人終究是少數，出一個中文本似乎成了需要。1985年，湯普森教授和他的夫人（多蘿茜．湯普森，也是一位歷史學家）訪問中國，在南京大學作短期講學。當時，所有在校的外國留學生（十幾個國家，一百多人）聽說他來了，竟全體出動聽他演講，足見他在國際學術界的巨大影響。於是，我們更加認識到應該翻譯這部作品，讓它為更多的中國人所知曉。翻譯的建議提出來了，得到商務印書館的大力支持，還在我的老師蔣孟引先生在世時，就已經規劃翻譯方案。但由於種種原因，實際的翻譯工作竟拖了這麼長時間才完成，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憾事。

　　翻譯工作最終是由我們幾個中青年學子承擔的，我們幾個人，都學過英國史專業，對英國歷史比較瞭解，而且和湯普森教授有過交往，至少是親耳聆聽過他的課。但翻譯這本書還是有很大的困難，除了專業知識方面的欠缺外，還加上他的文筆太好，通篇竟如同一部哲學性很強的敘事散文詩一般！〔他年輕時曾想當一名詩人。美國歷史學家亨利．阿貝洛夫曾經說：書名中「形成」（Making）這個詞暗含著湯普森對文學創作的嚮往，因為在古英語中，寫詩的人可以被稱作「創作家」（Maker），這兩個詞在英文中都出自「make」。（參看阿貝洛夫：《評〈理論的貧困〉》，載《歷史理論》，第21期，1982年。）〕另外，他引用的史料中，有許多是當時下層人民的俚語、口語，甚至文字不通之語，為保留史料的準確性，他對此全都不加處理，這又增加了翻譯工作的難度。雖然我們竭盡全力希望譯好，但也許還是力不從心，在這裡特請讀者和作者原諒。

　　我們希望，中譯本出來之後，不僅能受到喜愛英國史的讀者們的歡迎，而且能得到學術界其他領域人士的關注，因為，湯普森提出的問題，確實已超出了英國社會史的範疇，而帶有普遍的啟發意義。

　　本書的翻譯工作分工如下：錢乘旦：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楊豫：第六至十二章；潘興明：第三至五章；何高藻：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索引。

　　由於各種原因，商務印書館現將本書的出版交給譯林出版社，儘管如此，我們仍對商務印書館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感謝，並對譯林出版社所做的努力表示敬意。